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历史性的握手
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愉快地进餐
五月间，基辛格《中国论》出版几天后，在从纽约去匹兹堡的路上，我开始翻阅这本探讨中美关系演变的论著。当我看到作者说，新书的大部分内容，根据是他四十年来对中国五十次以上的访问，于是产生一个疑问：他得意的传奇政治冒险，无疑是他打开新中国大门的北京秘密之旅；那也是他政坛回忆录中，用笔曲折也意味深长的重点。同样一些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在他笔下还能翻出什么花样？
对基辛格来说，这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虽然他没有步尼克松后尘，遮遮掩掩祭出挡箭牌，在序言中也来一个俗套的声明，说“尽管这些事件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变迁已经使我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而这些新的内容又使我有必要用一种同前一本书截然不同并且更为精炼的方式来论述这些事件”。
决策高官、和平使者和历史学家等特殊身份，使基辛格在著书立说上，是虚与委蛇，还是秉笔直书，选择总是来的方便。太多往事秘闻，足以让他每次提笔，都能蹊径别出。比如，回忆录《白宫岁月》写到同周恩来讨论台湾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在第一次会谈时间略提到”。事实上，从原始记录不难看出，他们首次对话时，三分之一的时间，说的都是台湾问题：周恩来儒雅礼让，但在关键地方，立场却又毫不动摇，申明美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保证从台湾撤出全部军队；基辛格起初也是针锋相对，坚持说中国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之前，美国不会讨论台湾问题。
基辛格的秘密使命，看似是为尼克松访华铺路搭桥，但实质却是在串演一场三角外交好戏：联合中国抵御苏联亚洲霸权，同时谋求中国支持，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撤军。但台湾和越南问题，又是从一九五四年双方大使级外交会谈以来，一直都无法打开的“死结”。而周恩来的睿智和果断，使得“死结”得到意外破解——基辛格说，“周恩来和我有个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双方不作彻底的讨论”。
二〇〇二年二月，美中双方一九七一年的高层谈话记录首次解密。舆论发现《白宫岁月》隐瞒真相，对基辛格大加批评。他不得不出面回应，说一九七七年写回忆录时，谈话记录还是机密；美国当时仍然承认台湾政府合法性，他写书不得不有所顾忌，秘密出访的全部细节无法如实全说。他为之良心不安。但到了《中国论》，重提台湾问题，基辛格显然坦率很多，能够披露更多内幕详情，明说“秘密访问开启了美国微妙地逐步接受一个中国的立场的步骤，而中国对具体措施落实的时间表，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
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尼克松政府对盟友台湾，也采取了保密措施。基辛格回忆录记载，他准备去北京那天，正好约见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基辛格回忆，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他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沈来见他，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我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回忆录《使美八年纪要》中，沈剑虹说，直到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基辛格访华成功消息前二十分钟，他才得到国务卿罗杰斯通知，顿时感到“愤怒、困惑和震惊”。两周后，沈再次见到基辛格，基辛格一开始就说，他对于不得不进行前往北京的秘密任务，内心觉得十分难过。基辛格还表示，“他们——尼克松和基辛格——绝不会出卖朋友”。但他对基辛格显然已经失望，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真的向我们表示友谊呢，还是在假仁假义故作姿态”？
沈剑虹也借用一个美国官员的抱怨，指责美国背叛台湾：无论一九六四年法国承认北京政府，一九七〇年加拿大同中国缔结外交关系，还是一九七二年日本同中国建交，都或派特使访台，或到大使馆会谈，提前说明相关理由，而只有“我们的盟国和友邦美国”，始终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他在电视上看到尼克松和毛泽东友好握手，更是怨恨交加：“世界上最重要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为何要在他面前显得如此谦卑，如此基辛格访华的秘密使命，看似是为尼克松访华铺路搭桥，实质却是在串演一场三角外交好戏。在他的新书《中国论》中，评价这次秘密访问“开启了美国微妙地逐步接受一个中国的立场的步骤，而中国对具体措施落实的时间表，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1923—）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69年至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后又多次访华，一直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毕恭毕敬？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皇帝一直自称‘天子’，要所有番邦向他们叩头。虽然尼克松没有向毛泽东叩头，但心中他却已经向其屈膝膜拜了。”
“叩头朝贡”，不是尼克松的意愿。但内外交困的处境，却让他别无选择，只好冒险来打“中国牌”。他们决定调整对华关系的时候，认识到“我们正变得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承认我们的力量虽大，但还是有限度的。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问题相比，再也不是无限的了；相反，无论是在才智上，还是在物质上，我们必须规定一个轻重缓急”；而刻不容缓的要务，就是同中国和解，恢复关系正常化。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尼克松的外交策略中，实用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他期望拉拢中国制衡苏联，从越南体面脱身，也使诸多国内矛盾——黑人暴乱、大学生抗议示威，以及各种政治阴谋和暗杀，尽快得到缓和与化解。
然而，“除了驻华沙的美中大使间偶尔举行毫无成效的会谈外，二十年互不交往的鸿沟，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分隔开了”，使得“双方都进行了长达三十个月的耐心而周到的准备。双方都小心谨慎地互相试探，以便使得一旦受到挫折时，不至于显得面上不光彩；双方都探步前进，以便一旦事情张扬开来，不会使神经过敏的盟国感到难堪，或者给那些不愿事情顺利发展的人提供新的战略机会”。
由于双方前期沟通,只限于高层决策者之间，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引起了蒙在鼓里的中国接待者的疑心。基辛格回忆录说，去伊斯兰堡迎候的章文晋、唐龙彬、唐闻生和王海容等几位外交部人员，曾在飞机上很客气地探问,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保密。是不是承认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美国人会感到可耻呢？他们甚至讨论了，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印度支那国际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用拒绝握手的方式对周恩来的羞辱。基辛格的中国事务助手何志立（约翰·霍尔德里奇）在《一九四五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中也谈到，抵达南苑机场后，基辛格和叶剑英同乘一辆轿车先走，他和黄华另车随行。在开往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黄华也提起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事情，让何志立不能不推测：“中国人担心基辛格博士在同周总理进行会晤时有否可能学杜勒斯的前例”。
杜勒斯当然不是榜样，虽然基辛格从未接触过中国共产党人。美国人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仅仅来自苏联人，而他们冷漠，孤傲，教条，永远摆着一副高高在上毫不妥协的僵化姿态。美国决策者二十年来也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难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阴沉、混乱、狂热和格格不入的国度”——难怪基辛格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会说：“已经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虽然面对的国土神秘，对手也很陌生，但基辛格和尼克松已经打定主意，不仅要主动访问中国，而且要向中国领导人主动示好，——基辛格到达北京四个小时后，听说周恩来马上要来，他就“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而等到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终于到来，美方更是精心策划了象征中美和解的仪式：
“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是事先做了准备的。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早已决定，当电视镜头拍摄总统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他应该是单独一人。尼克松读过我在七月访华后写的报告，知道周恩来对一九五四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总统决定，当他纠正这种失礼行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罗杰斯和我要留在飞机上，直到他们握手结束。”
基辛格在《中国论》中说，随着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他发觉中国如周恩来所说，果然“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而中国共产党人，也像周恩来在他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次访问北京，在欢迎仪式上对他所说的那样，“没有三头六臂”，是“可以讲道理和真诚交谈的人”；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待他和尼克松来访所用的热情好客，证明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人，不如说他们是地道的知书达理的传统中国人。
四十年后，基辛格已经完全“折服于中国人民，喜欢上他们的坚韧、他们的细密、他们对家人的眷顾，还有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他用自己的经历，说明由叩头朝贡到平等友好握手的外交礼节转变，也是中美关系发展历史充满跌宕起伏的见证。赵武平(出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