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大概是中国作家中受争议最多的一位。他的一些作品的遭遇曲折离奇，足以写成厚厚的传奇故事。就连最近热映的由章子怡、蒋雯丽、郭富城等演员主演的电影《最爱》，分明是改编自他的《丁庄梦》，却颇为含蓄地在屏幕上打出“阎老师”字样。
这是属于阎连科的独特经历。
曾经，他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让同行们咂舌。后来因为腰椎病他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每当他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他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而除去身体上的病痛，创作中受到挫折给他带来的无奈和绝望，同样无人体会。
对于自己的作品题材引起的特别关注，阎连科的看法是，因为作品和现实的距离保持得过近，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表达，可能比较容易引起争议。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都是这样。
文学有其复杂性，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关注现实也同样能写出经典的作品。事实上，很多作家会尝试改变表达的方式，阎连科恰恰相反，他认为，作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独特性，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要这样写不那样写，这就牵扯到一个人对文学理解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个性的问题。我是作家中少有的固执的人，又是特别笨的人。我已经浪费了较长的时间，也不想当官，我的日常生活过得比一般百姓好，为什么不彻底放下包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放下一切功利的思考，即使不出版也释然。”阎连科说，这不是破釜沉舟，也是最后的选择。
这“最后的选择”无疑会使作品的出版平白多些波折，阎连科没能逃脱这番遭遇。上海九九图书公司曾经要出中篇小说的编年，出了王安忆和苏童的编年，轮到阎连科的时候，不敢出了。虽然他的中篇完全没有问题。后来九九把书稿交给了浙江文艺。
阎连科的作品中，最没有争议的是《日光流年》、《我与父辈》。前者是很强的语言性小说，和现实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后者是亲情家族长篇散文。对于那些有争议的作品，阎连科最初的创作也是无法预料的。“如果可以料到结局，我会写得非常好。一部因为有点应付约稿而写的作品，给所有接触它的人带来很多麻烦，会让我一生都觉得对不起这些朋友。”他说，无论作家写多少作品，真正遇到属于你的题材没有多少。他觉得，《丁庄梦》是自己写得最好的。
《丁庄梦》之后，阎连科本来打算写一部全纪实的、田野性调查的作品，再写一本极具想象力的小说。但是两部作品都没写，反而在创作上倒退了很远，写成了文学的、诗意的小说。“不管《丁庄梦》影响多大，在写作上却是大踏步退后了，存在小说张力的问题。往后退一步非常容易，再往上走一步非常难。像减肥，胖起来容易，瘦下去很难。这是令我遗憾的。”
新作《四书》和阎连科之前的创作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看过的人都说，阎连科又开始有长进了，无论是语言、结构、叙述方式还是小说思维、故事人物，尤其是对人对历史的思考，都是他之前的小说里没有的。阎连科说，这是以上世纪60年代为背景的题材，那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在写作内容上，当你明白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时，会受到约束。如果特别注重一个叙述方法和思维方法，作家则会收缩了小说的内容，也收缩了小说的探索精神。
“今天《四书》已走了十六七家出版机构，还没有出版。她的遭遇是我写作之前预料到的。难以出版的原因，是大家将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写什么东西，而没有集中在叙述什么。”阎连科说，中国作家还有一个情况，作家本身在写作中有本能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约束，明白知道这些可以写，那些不可以写，有的写到那里，必须拐个弯；我们用六七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作家自我约束的过程，自己心中会有牢笼。他的想法是，一定有那么一两次，完全不为出版考虑。
阎连科最新出版的《发现小说》和《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使他不再是单纯的作家，而是以纯正又生动的语言阐述他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不得不令人注意到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的身份。阎连科很看重这两部作品。因为是写到《四书》的中途，他发现了小说中有太多的不一样，希望能在当代文学中梳理一下：这样写究竟有什么道理，为什么要这样构置故事？为什么要写这种经验而不写另外一种？“《发现小说》其实可能成为《四书》很好的注脚和解释。《发现小说》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写作打开一扇窗子，让我继续向前走，也会让误读相继解除。但是我也觉得，写完《发现小说》，我自己为小说创作设置了门坎，下一步小说怎么写，能否透过门窗看到出口，也是很大的挑战。”阎连科自信地说：“我相信会有很多写小说的人，看完非常感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看完《瓦尔登湖》之后，阎连科就有一个梦想，哪怕只写十万字，一定要表达出纯粹对大自然的感受。因此，他正在写一部长篇散文，写大自然的空气蓝天、花花草草，“我非常喜欢《瓦尔登湖》，这次写作纯粹是向梭罗的一次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