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民抗日高潮进一步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36年12月初，在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对蒋介石和其率领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亲临前线的“剿共”督战态势颇为不满，几经商议，最后下决心不再参加“剿共”行动；为此，二人几次“晋见”再次抵达西安的蒋介石，劝说其放弃内战政策，但蒋介石却根本听不进去。
12月4日，蒋介石住进了临潼的清华池。清华池的第一道门卫由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第一连担任，营长王玉瓒；第二道门和五间厅之间的警卫，则由蒋介石带来的卫士担任。在清华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两个方案中作出抉择：
第一， 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第二， 第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6~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对于蒋介石的这两个方案，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意再与红军作战，又不愿意离开西北。如果攻打红军，势必使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而离开西北，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迟早必被蒋介石所“改编”或吞并。权衡利弊后，张、杨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二人决定先行“苦谏”，万不得已即实行“兵谏”……
12月10日、11日，张学良驱车到临潼清华池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国家民族的危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不想，蒋介石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连连拍着桌子喊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无奈，张学良只得离开，改由杨虎城再去见蒋介石，力劝：就这样，张去杨至，杨走张来，连续数日分别对蒋实施“苦谏”，蒋介石毫无所动……
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的学生们高举“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横幅标语、手持小纸旗走上街头，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开枪镇压，打伤小学生一人，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学生们临时决定，徒步去50里地以外的临潼清华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到报告后，急忙布置军队在十里铺架设机枪拦阻，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格杀勿论”；张学良不得不亲自去十里铺劝阻学生，并向学生们保证：“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实际上，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感到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顽固态度实难改变，但还是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于次日由张学良再次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联合全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动员全国的民众，一致抵御外患，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同时对其在十里铺对学生们的讲话表示了极端的不满。
张学良退出后，让杨虎城再去一次，看看情况；杨虎城去了，见蒋介石依然是一副顽固不化的态度，只得返回同张学良商议。二人觉得“苦谏”和“哭谏”等软办法都无济于事，再用也无效，最后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由此爆发。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安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形势十分复杂，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杨两将军无所适从。
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张、杨两将军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被从睡梦中叫醒。他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并传阅了电报内容。接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各自发表意见。当时，张国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