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产不可失去底线坚守
■假如没有精英文化的张力和促进，大众文化会把自身保守和颓废的消极一面张扬到极限
■大众文化的灵魂是在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精神的贯彻
■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并不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现象
■中国文化的问题不是大众文化不盛，而是由于文化生产者缺少一种文化本位的底线坚守
编者按 近年，随市场经济大潮而兴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作为一个消费概念，大众文化因其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的特征，在喜爱潮流与时尚的都市年轻人的热逐下，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现象，不仅改写着文化版图，还影响着今后的文化发展格局。 2010年末，本报曾推出“思想平台”专栏深入讨论过有关大众文化问题，对什么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特征、如何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讨论中没有专章论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近日，我们采访到清华大学肖鹰教授，请他对这一问题予以深入辨析。专访将分上下两期刊发，今日刊发第一篇。
辽宁日报：“辽报”去年曾做过关于大众文化问题的专题讨论，通过讨论，我们了解到，20世纪后，西方大众消费社会形成，文化研究方向转向了过去被精英文化所排斥的边缘领域，文化不再只是高雅的、严肃的、经典的精神、思想和艺术产品，也包括了日常平庸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产品，这就有了大众文化的说法。那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何不同，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肖鹰：现代文化生态当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两种不同价值取向但又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文化类型。
这两种文化的区别是：精英文化又可称为严肃文化、高雅文化。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精英文化应当在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当代文化创新两个向度发挥主导和代表作用。所谓“精英文化”，就是创造和表现当代社会具有导向意义的高水平、高品质文化。我认为，精英文化的社会功用，既表现在文化知识的继承和发展，又表现在构建和体现基本文化精神和社会价值观念，这后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做社会良知”。
与精英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大众文化有两个基本价值取向：从它的文化影响方向来说，它追求娱乐；从它的商业生产属性来说，它追求消费价值。这就是说，消费和娱乐是大众文化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在社会文化活动的基本层面上，大众文化又具有反映和表达社会大众的基本精神和普遍情感的动机。换言之，作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的文化娱乐活动，大众文化的真实内涵应当是大众的生活情态、文化情趣和娱乐趣味的表现，是“民风”、“民情”的文化表现，这就是传统文化中所定义的“风”。与之相对，精英文化则是“雅”。
大众文化的“风”的属性，决定了它的文化目标在于常规文化的普及；而精英文化的“雅”的属性，决定了它的目标在于创新和提升，就是要 “高雅”。 “普及”，就要具有娱乐的广泛性，要让大众“喜闻乐见”，大众文化产品就有“通俗”的指标，简称就是“俗”。“通俗”与“高雅”的不同价值取向，造成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文化活动(包括生产、传播、接受)当中的差异和冲突。
我认为，在文化生态的整体当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仅必然是相互差异、相互矛盾的，而且也必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我不赞成许多学者将这两种文化类型视作水火不容，相反，我将它们的冲突看作健康活跃的文化生态表现，重视它们矛盾和冲突的积极意义。具体讲，在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中，精英文化会吸取大众文化的活力，保持文化创新的生活性，使它的“高雅”富有“草根”的鲜活意味；同样，在与精英文化的冲突中，大众文化会在文化的历史推进中，获得文明和人文精神的更新和提升。
从整体上讲，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是保持社会文化生态整体张力的两极。假如没有大众文化的生活性冲击，精英文化就会抽象、僵化，演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幽灵”；同样，假如没有精英文化的制衡和提升，大众文化会把自身保守和颓废的消极一面张扬到极限。
辽宁日报：您是一位身在中国最高学府的学院学者，却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只默默专注于某个研究领域，而是非常活跃地关注着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您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
肖鹰：因为我置身于清华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可以说是“精英文化圈子”里的一个学者。最近几年我比较关注国内的大众文化活动，一方面是因为它非常活跃，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中的重大现象本身表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我的专业是研究美学与艺术，我
认为这些现象，无论从专业层面还是从文化整体层面，都是我应当关注的。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关注当下社会文化现象，通过严肃认真地考察、分析，向社会表达理性的评析的声音，是“做社会良知”的应有之责。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渡时期，社会整体和大众个人，都迫切需要听到专家、学者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是否面向大众发言，每个学者可以有自己个人的选择，但是精英学者群体不能对社会和时代失声。
辽宁日报：作为现代文化工业产物的大众文化具备着“通俗易懂、机械复制和传播迅速”的特征，因此极易为普通大众接受。在中国13亿人口强烈精神需求形成的庞大文化市场中，在文化资本助推下的市场份额争夺中，当下的大众文化出现了庸俗、低俗、恶俗等倾向，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中的低俗化现象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肖鹰：前面我们说到，大众文化的真实内涵是“民风”、“民情”的表现，大众文化的灵魂是在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精神的贯彻，它追求娱乐和消费之后，归根结底是满足大众对关爱、同情、尊重等人伦价值的理想需求。所以，我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价值目标的差异，只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动态表现形式的差异，而在核心价值层面，两者是统一于现代人文精神的。正因为这样，两种文化活动才是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促进的。
大众文化的“俗”，是“通俗”，本质上是与大众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的生活性，是通俗文化的新鲜活泼。目前诸多大众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低俗现象，如大片渲染变态暴力、小品取笑残疾群体，表现的不是大众生活的“新鲜活泼”，而是对大众生活情趣的恶劣败坏。这些低俗的大众文化产品，是廉价生产而又追求扩大商业利益的产物，它们不仅迎合而且刺激，从而制造了大众的低俗消费趣味。面对这样的现象，精
英文化应当成为一种坚实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抵抗文化低俗化的力量。精英文化关注、批评和抵制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发展，对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有建设意义的。
现在的问题是，大众文化不仅单项强势发展，挤压精英文化，而且走向严重的“三俗”。比如，赵本山及其演出团体，尽管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民众，都越来越强烈地表达出对其表演的反对和批评，但是，一些媒体却执意追捧赵本山。这样的文化生态，怎么可能形成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赵本山现象表明，没有精英文化的制衡，大众文化的“劣根性”就会被放大而且恶性发展。
辽宁日报：说到大众文化的低俗化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大众较低的欣赏需求决定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在“辽报”前段时间组织的有关大众文化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基本形态，不是单元的、简单的、清一色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色彩斑驳的，其文化属性也是动态不居的：向上，可能蝶变为优雅文化；向下，可能沦落成庸俗、低俗甚至恶俗文化。您认为，大众文化的制作传播者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立足点？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肖鹰：从普通受众来说，他们有两个方面是相对被动的：其一，有供给才会有消费，被动消费会形成对既有消费品的依赖和“趣味”；其二，更深刻的表现是大众的文化欣赏趣味，很大程度上被大众传媒所制约、塑造、诱导、限制。例如赵本山要继续“把持春晚舞台”，宣称“因为受广大观众的欢迎”，然而事实上，无论从身边感受，还是从网友言论都表明，反对赵本山再上“春晚”的公众呼声一年更胜一年。但是，大众不得不年复一年地接受 “春晚离不开赵本山”的事实。
赵本山等人对低俗化有一个“理论根据”，搞低俗化是“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应对批评他表演低俗的舆论，赵本山的口号是“大俗就是大雅”。取笑残疾群体，这样的“大俗”能被公众认可为“大雅”吗？
我们承认，大众的欣赏趣味是多样化的，同一个人的趣味也有丰富性。赵本山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认定大众只有一种欣赏趣味，就是低俗。他们不知道老百姓的欣赏 趣 味是多层次的，更不知道老百姓的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提高的。当今中国广大的农村老百姓，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中国国际化的大发展，他们的欣赏情趣、品位，获得了极大程度的丰富和提升，在“现代文明”的内涵上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赵本山们仍然以30年前的眼光低估并且蓄意误导“老百姓的趣味”，这当然难让大众买账。
辽宁日报：您认为，在当下的文化活动中，精英文化在提升大众文化品位中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文化生产是否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呢？
肖鹰：我们的文化生态还没有建立起一种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良性互动的环境，这就造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敌对与恶性循环，对两种文化模式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只有大众文化在一曲高歌，精英文化虽然形式上还存在，但是它虽生犹死，既没有独立批评的力量，又没有自由创新的空间。现在的艺术批评除了帮闲和炒作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了相对平衡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动的文化生态。比如好莱坞电影分级、分档次，本身就体现了大众文化生产的多层性。当前中国电影的悲哀是，张艺谋等“成功电影家”掌握着中国电影生产的主要资源，却并没有创新和提升中国电影艺术的诚意和责任心。
所谓“雅俗共赏”，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拼贴或消除矛盾的“融合”。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理念，或者理想。从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来看，雅俗之争、精英趣味与大众趣味之争，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有机形式。解决两种文化类型的矛盾，要有文化本位的立场，也就是立足于传统而着眼于未来。理想的东西都是不能最终达到的，但真正理想的文化生态就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活动中共存。就此而言，现在中国文化的问题不是大众文化过剩于精英文化，而是在精英文化实质性缺失状态中，大众文化生产者丧失了必要的文化本位的底线坚守。
□本报记者／许维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