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之后重回指挥台，将携斋藤纪念音乐节来华；接受本报专访，讲述人生故事和乐团历程
小泽征尔 第一站，我毫不犹豫选中国
日本小镇松本在雨中迎来了斋藤纪念音乐节。这天晚上，大剧院的灯火依次亮起，乐手鱼贯而入，两千名观众屏息端坐，等候当晚的绝对主角。5分钟后，有位白发蓬乱、形销骨立的老人出现在舞台一角，一边微笑挥手，一边小跑着上了指挥台。在他转身的那一刻，有人轻声喊出他的名字——小泽征尔，全场掌声雷动。
为了亲睹这位病后初愈的指挥大师，不少观众排了一夜的长队。看到他极度消瘦的身形，有观众掏出手帕偷偷擦眼泪。举起指挥棒，小泽征尔马上激动起来，四肢狂舞，白发飘荡，音乐随着他布满青筋的双手，升起，流淌。演出结束，小泽征尔手舞足蹈跑上台，孩子气地笑着，把自己的掌声送给了台下的乐队。对这位老人来说，这样的灵魂合奏，是他一生的追求和使命所在。而再过一周，小泽征尔就要把他一手创办的斋藤纪念音乐节带到中国，并在音乐中、以自己最热爱的方式度过76岁大寿。
斋藤老师
曾被他骂到跳窗逃跑
新京报：你一生拜过许多名师，为何独以斋藤秀雄的名义举办音乐节、而且坚持了20年？
小泽征尔：斋藤秀雄老师是我学习指挥的起点，让我的音乐生涯有了巨大的转折。他去世后，我们非常思念他，就在1984年召集他在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个学生，举办了一场纪念音乐会。那场音乐会非常成功，每个人身上仿佛都带着斋藤老师灵魂中的某种东西，异常和谐。就这样，我们决定把斋藤纪念音乐节固定下来，直到现在。
新京报：据说斋藤秀雄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你有没有犯错被罚的时候？
小泽征尔：斋藤老师的严厉，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他教育我们要刻苦、守规矩，比如他让你5点来上课，如果你胆敢迟到、或者提前到，都会挨骂，因为你没有严格遵守老师定的规矩。有次我被他骂到无路可逃，连鞋子都没穿，直接跳窗出去，还是师娘偷偷地把鞋子给我递出来。但正因为他的严格，我才有了很好的基础。
新京报：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接受太严厉的老师。
小泽征尔：确实，由于他很严格，有些同学也会产生抱怨或误解。我有时也会从中调解，充当“和事老”，毕竟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我们学到东西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你小时候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吗？
小泽征尔：我小时候很贪玩，尤其喜欢橄榄球、棒球，当时我正在跟丰增升老师学钢琴，按理说为了保护手指不能玩球，但我总是忍不住，常常在球场上弄得浑身是尘土，上课时把钢琴和桌椅都弄脏了。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橄榄球循环赛，撞得浑身是伤，还哄家人说我是不小心在墙上撞伤的，这件事后来成了家人的笑柄。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难为情。
新京报：以你的才华，斋藤老师会不会对你格外偏心？
小泽征尔：不会，斋藤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无论哪个学生，他都会竭尽全力、手把手地教你，确保每个学生都达到一个基本的音乐水准，为此他还发明了很多独创的教育方法。
再说了，我小时候也确实太贪玩，记得我第一次和斋藤老师外出“合宿”(集训)，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式的事，但我第一天就偷偷跑出去骑马，摔得很惨，只能提前回去。师娘有时叹气说，你的态度很好，但是太毛手毛脚了。
游学欧洲
被赞助摩托车，上路引围观
新京报：你最初是学钢琴的，为什么产生了当指挥的念头？
小泽征尔：一次偶然机会，我在日比谷公会堂看了纳尼德·克劳维茨的演出，他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指挥乐队，我完全被迷住了，觉得非常震撼，下定决心要学指挥。就去了斋藤秀雄老师那里学习。
新京报：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出国游学算是比较稀罕的事，你为什么想到去欧洲？
小泽征尔：我的一个老师曾说过，如果把音乐比喻成一辆车，那么交响乐和歌剧就是最重要的两个车轮，但这两样东西都来自于西方，我觉得必须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才能理解那种土壤下生长出来的音乐。当时家庭很拮据，但父母全力支持我去留学，我参加了世界指挥比赛，遇到卡拉扬、伯恩斯坦这些老师，真的太幸运了。
当时也没有钱，所以想骑着摩托车旅行，但我连买摩托车的钱也没有。还好一家日本公司赞助了我一辆摩托车，但他们要求我标明自己的音乐家身份和日本国籍，所以我每次骑摩托车上路都会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条画着日本国旗的白头巾，虽然经常惹得旁人围观，但感觉也不错。
新京报：能成为世界级大师，你觉得你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小泽征尔：我不敢说自己有多成功，我只是很努力、又很幸运罢了。在音乐的世界里，永远没有止境，我永远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哪怕别人说很棒，我自己依然认为还可以更好。保持好奇心，永远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大概就是这样。
■ 小泽征尔与斋藤纪念音乐节
1951年，小泽征尔考入桐朋学园音乐系，跟随日本著名指挥教育家斋藤秀雄学习指挥。1984年，小泽征尔和另一位同学召集斋藤秀雄在世界各地的学生们组成乐团，在东京和大阪为恩师举办逝世10周年纪念音乐节，并以“斋藤纪念乐团”的名义在欧洲和世界巡演，载誉而归。1992年斋藤秀雄诞辰90周年之际，以斋藤纪念乐团为基础的首届斋藤纪念音乐节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举办，之后一口气坚持了20年。今年9月，斋藤纪念音乐节将来中国北京和上海演出，这也是这个音乐节第一次走出日本。
斋藤音乐节再添大师
9月1日，小泽征尔将率斋藤纪念音乐节亮相国家大剧院。昨日记者获悉，作为该活动的重量级嘉宾，美国钢琴大师、贝多芬权威皮特·塞尔金将加盟音乐节。届时他将与委内瑞拉新锐天才指挥迭戈·马修斯率领的斋藤纪念乐坛演绎巴托克的经典钢琴协奏曲。据悉，除了加盟斋藤音乐节，塞尔金将会以钢琴独奏的形式加盟大剧院“国际钢琴系列”音乐会，作品演绎也将穿越古典与现代。本报记者 天蓝 报道
■ 小泽解读
小泽征尔音乐塾
目标是为了培养年轻音乐人，我这一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现在该是我帮助别人的时候了。中日建交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产生了吸收中国学生参加音乐塾的想法，被选中的学生们会有一个月的严格集训，并在小泽征尔音乐塾的歌剧演出项目上表演。我觉得这几年来中国的古典音乐发展非常快，对年轻学生来说，了解职业乐团的最高标准是什么，这很重要。
斋藤纪念乐团
它是为了纪念斋藤老师而创办的，它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演出过，取得过很令人欣慰的成功。在我看来，这个乐团最大的特点是，每个团员都有共同的音乐语言，从技巧、风格上都有惊人的默契和一致，这与当年斋藤秀雄极为严厉的教学作风是一脉相承的。将来也许会有中国音乐家加入到这个乐团中来，我欢迎有才华、有热情的音乐人加入。
中国情怀
新开胡同的老邻居都80多了
新京报：20年来，斋藤纪念音乐节第一次走出日本就选择了中国，为什么？
小泽征尔：我出生在沈阳，童年的很多记忆都与北京有关。我一直记得我住过的大杂院，那里寄托着我的很多情感，连门口石狮子上的弹孔我都记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就经常来北京，所以，斋藤纪念音乐节要走出国门，第一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
新京报：以前你每次来中国都会去新开胡同的老院子看邻居，今年你大病初愈，这次北京、上海的行程又这么紧张，还打算去吗？
小泽征尔：当然会去。2002年我母亲去世后，她的骨灰就埋葬在大杂院的月季花坛下，我一定会去看看，给老邻居们赠送演出票，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当年的老邻居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
至于身体问题，我有责任做好斋藤纪念音乐节，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件事情。我很小心地照顾自己的身体，每天游泳一个小时，饮食也多多注意营养，保证体力。
新京报：你对母亲的感情特别深。
小泽征尔：是，我母亲是一个基督教徒，从小她就教我们唱弥撒、男声四重唱，我对音乐的热爱就是这样开始的。战后我们全家回到日本，因为太穷，买不起钢琴，我母亲听说有一个住在川崎的亲戚家贱卖一台钢琴，她把它当作头等大事，坚持让两个哥哥和爸爸骑三轮车把钢琴运回来，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2002年10月1号，我来北京演出《蝴蝶夫人》，就在那几天前，母亲去世了，我把她的照片放在乐谱架上，无限地怀念她。
新京报：据说你很爱喝茅台，现在还能喝吗？
小泽征尔：最近因为身体原因，酒是基本上不喝了，但我很喜欢北京烤鸭，以前每次带音乐塾的学生来北京，都会请他们吃北京烤鸭，非常开心！
业余兴趣
喜欢红袜队，于是爱穿红袜子
新京报：最近几年你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小泽征尔：我现在最重要的常规工作是四件：斋藤纪念音乐节、小泽征尔音乐塾、瑞士的室内乐学习会、水户的室内乐学习会。除此之外，我也接受维也纳、柏林爱乐乐团、新日本爱乐乐团的客席指挥的工作。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多帮助、培养年轻音乐人，希望他们能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新京报：平时在生活中，你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小泽征尔：自己恐怕很难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碰到那些新鲜、好玩的事情，就忍不住多问几句，总也坐不住。
新京报：除了音乐，你还有什么爱好？
小泽征尔：喜欢喝酒、美食、唱歌，最喜欢棒球！我很喜欢波士顿红袜队，平时经常穿红袜子，要不是上台指挥时穿红袜子不好看，我会一直穿着！有一次排练之前，波士顿红袜队输了球，让我特别失落，在电梯里遇到乐团的成员，第一句话我就忍不住向他们抱怨：哎，输球了！
新京报：你的儿子和女儿都没有从事音乐事业，为什么？
小泽征尔：因为做音乐是一件极其艰苦的事，我深有体会，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的一生都交给了音乐，为此对家人也有些歉意，所以我不太支持我的孩子们继续从事音乐。我的儿子是一个演员，女儿在写散文，他们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要他们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慰藉。
记者 牛萌 发自日本松本(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