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年小传：
周惠年（1911.3-1997.6），曾被陈云同志称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1911年3月出生，河南信阳谭家河镇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调上海中央交通局，1930年顾顺章叛变后调至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上海成立中央分局，周惠年调到分局搞交通工作，1934年曾两次被捕，直至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经党营救出狱。此后她在南京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赴延安，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1951年调中央编译局工作。
■讲述者：李钊，周惠年之子（原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假扮夫妻建立交通联络点
我妈妈从鸡公山逃出来，到了上海以后的第一个领导就是吴德峰，开始在吴的领导下做交通员，那时候她大概十七八岁吧。
在那之前，她原是在河南信阳家乡上小学，原来家境还算过得去，我外祖父过世后就比较困难，她就辍学了。1926年北伐军到了这里，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她这个失学的孩子就在补习班上接触了初步的革命思想，后来她也为地下党完成一些印送传单、送信的任务。
1928年她发传单的时候被捕了，北伐军的那个宪兵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大概也看她年纪比较小，没有太难为她。软禁三个月后，我妈妈被释放。这段历史后来在“文革”时成为攻击她是“叛徒”的利器。直至专案组调查时，看到田池生临辞世前写下的自传，里面谈到他当宪兵连长时，曾解救过两名女共产党员。这是后话了。
后来地方的红枪会很厉害，专抓参加共产党、剪短发的，我妈妈也剪了辫子，头发一时长不起来，就到处躲藏。她先跑到鸡公山躲了一段时间，下山时又正赶上红枪会抓人，她跑到信阳车站，正好火车司机是我们党的人，就让她上了火车。到了上海后，担当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做中央交通局和河南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
我妈妈说做驻机关的交通员很苦。那时候为了掩护，单身男女都要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那会儿她还很小，开始就不愿意嘛，吴德峰就批评她，说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假夫妻“家庭”的生活费用很少，按规定女同志每月十块银元，它要用于各方面的开支，核算下来每天只有四块铜板，我听我妈妈讲，也就将将够吃最便宜的饭吧，而且还得关起门来吃，因为很害怕邻居看见起疑：怎么吃得那么不好？上海冬天也挺冷，她没钱买衣服穿得挺单薄，还是吴老的夫人戚大姐带着她上街买了一件棉袄。
偏她的那个邻居还特别爱串门，最后她就看出来了，说我看你的日子过得很苦呀，你从乡下来，也没有职业，乐意不乐意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到纱厂当纺织女工，要求也不高，每个月至少能赚20块钱贴补家用。我妈妈一听也很高兴，但是跟吴老汇报时，吴老说：这个事倒是好事，可是你的这个点上经常有人来往，联络人不能找不到你，所以你的任务就是看家。她就只能守在那个地方。
当时都没有真名字，而是用一些化名、代号称呼。比如我妈妈那时见过陈云，他那会儿装扮得像个账房先生，耳朵上老夹着一支笔，叫“老开”，就是大老板，我妈妈是后来到延安以后才知道了他的真名和身份。潘汉年比较年轻一些，就叫“小开”。有的人就叫“王先生”，或者“眼镜”，还有一些人，她后来再也没有碰上，到了延安、解放后，都没再见过，就始终不知道是谁。
■谁也想不到一个漂亮的阔太太会带着武器
大概到了1931年3月顾顺章叛变以后，我妈妈就被调到中央特科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末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直属中央，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曾经加入了上海滩上的“青帮”，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具影响，五卅运动中成为工人领袖。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据说在学习中就表现出了不寻常的特工天赋。1927年初归国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央特科成立，正是顾顺章大展身手的时候，作为特科科长，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甚至顾顺章的家就是当时中共的一个重要联络站。顾顺章的副手谭忠余和他是宝山同乡，也是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伙伴。顾顺章的表妹是和谭忠余谈婚论嫁的对象。
特科共有四个科：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其中的特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在特科内部也称“打狗队”。“红队”的队长，也由顾顺章担任。“红队”队员人人身手不凡，主要负责武装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以及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劫持、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锄奸：采用暗杀的方法惩处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例如当年震惊整个上海滩的暗杀白鑫行动就是红队的手笔，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后，虽然有很多保镖护卫着，仍被行动科追杀直至最后击毙。
顾顺章那次是护送张国焘离开上海后，在汉口被捕的，之后叛变。幸好关于此事的密电被在南京卧底的中央特科情报科人员钱壮飞破译，并设法迅速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采取了非常时期的应急措施，在两天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主要领导人的住所，统统紧急大搬迁了，结果敌人按照顾顺章所供地址来搜捕时就扑了个空。然而顾顺章在上海还有许多的人脉关系，为防止恶性连环事件发生，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切断了他可能联系的一切线索， 并进行重组特科等善后处理工作，这才避免了因为这个头号叛徒而使中共中央遭受全体覆灭的打击。
我妈妈去了特科后，就在行动科协助谭忠余工作。红队要到哪个地方有行动，不能大家都带着枪，真正做行动的人，不带着武器前去。我妈妈那时比较年轻，一打扮也挺像样的，然后就弄一辆黄包车，她坐在上面，很是像模像样，一个漂漂亮亮的阔太太，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带着武器，其实枪都藏在车里。
她说做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妈妈说最怕的就是碰见“抄把子”的——就是搜身检查，当时上海好多地方都有“抄把子”的。有一次她正好坐着黄包车去执行任务，老远看见前面堵着人，有背着枪的军警正在一个一个地挨个搜查行人，她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赶紧叫车夫拐上了旁边的另一个路口，绕道走了。她说幸亏那些人没感觉到什么异样，也没有追过来搜查，她顺利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后来我母亲和谭忠余结婚了。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一个机关，她就装成一个家庭主妇的样子，其他的同志有的装扮成亲友，有的装扮成佣人。大概没过多久，就碰上向忠发叛变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