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一看有人闯进来，先藏了一下文件，夏娘娘又偷着吞下了文件
那时候我妈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她还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组织就决定她和“革命母亲”夏娘娘一起扮作一家人，驻守中共中央的一个机关。
从1922年夏之栩加入中共开始，夏娘娘的家就总是中共的一个机关，夏娘娘便总是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驻守着，她的女儿夏之栩管她叫“娘娘”，当时的地下党人都跟着这么叫，从最早发展夏之栩参加革命的陈潭秋、刘子通，到夏之栩的丈夫赵世炎，到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周恩来，都这样称呼她，无一例外。
中共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上海组建了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任书记，李得钊任秘书长，负责人还有盛忠亮、秦曼云、黄文杰等，我妈妈继续担任交通工作。那个时候经组织批准，我妈妈与我的生父李得钊结为夫妻，带着我姐姐和扮成“婆婆”的夏娘娘“一家四口”一起住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
我的生父是温州人，家里很穷，因为我的爷爷是教会学校的勤杂工，他才有机缘读书，而且英文很好。他上中学时受谢文锦的影响接触了革命，后来到上海上大学，然后到苏联去学习，回来后最先是到《红旗报》当编辑。在上海分局，他既是特科的，又是秘书长。
1934年的6月，我的爸爸妈妈被捕了。那次被抓的特别多，大概特科的一个人也叛变了。那时叛徒也多，告密也是常事，结果我爸爸他们正在开着会，六七个人全都被抓了。当时我妈妈是在家里，没过几个小时，我们也被抄家抓了起来。我妈妈讲，那次因为事发突然，家里还真有一些书和文件没来得及处理。那时候我妈妈正怀着我，挺着大肚子，腿脚也肿着，她就说：我不识字，书是我丈夫的朋友丢在这儿的，我不懂。我是家庭妇女，就是带孩子管家。
那时家里还有没送出去的文件，我听我妈妈说，也很紧张，一看有人来，先是藏一下，后来瞅个机会，夏娘娘就偷着嚼了给吞下肚了。我这个阿婆后来长期胃病，就是因为吞这些东西伤害了胃。
毕竟他们的重点是在我父亲他们那些人的身上，老太太和妇女又说不识字，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大概关了一两个月就放了。放出来不久，我就出生了。大概过了十几天，特科被抓了很多人，有人叛变了。我妈妈在一个小旅馆里坐月子还没满月，一个特科的人就带着人来抓她了。夏娘娘、我姐姐还有我也都被抓进去。
进了提篮桥监狱以后，我母亲始终不认。据说跟特科挂钩的人全都要杀了，我母亲并不知道这个，她只是知道，工作的规矩就是这样的：见到任何人，不认识；任何事，不知道。我母亲是一个很老实很守规矩的人，她认定了这个，就不折不扣地这么做，咬死了“不知道”、“不认识”。最后他们把小旅馆的茶房找来辨认，结果他说这几个人，老太太、小孩在我们这儿住过，那个特科的人他看了半天说没见过，其实那人也去过好多次，因为他是联系人，还给我妈妈抓过药，但是那个茶房没注意过他。这样就把我们的案子和特科分开了。在提篮桥监狱，我妈妈还见到过江青，当时她也关在那里。
这一回是我妈妈第三次被捕，这次坐牢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我的小名“囚童”，就是在这时候由监狱里的难友给我起的，熟悉我的，多少年后还都习惯这样叫我。那时候我父亲也关在牢里，后来我们都被转到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监禁的是被认为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我听我母亲讲，在那里我父亲见到过我，但那时我太小，没有意识。在南京监狱里，女监的对面是男监，秦邦宪（博古）的妻子张越霞跟我妈妈关在一块儿，就告诉她说：你看见没有，你丈夫就在对面。我妈妈说，当时她正闹眼病，眼睛怎么使劲睁都看不见。张越霞说：他看见你了，还跟你打招呼呢。我妈妈还是看不清什么。我妈妈说，因为她当时正抱着我呢，所以我父亲肯定是看到我了。
我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牢也真是不容易，还要照顾夏娘娘，她腿不好，当然娘娘也帮了不少的忙，当时监狱里的革命同志也不少，也比较同情我们，经常帮忙。到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姐姐带着我到处跑。就这样在监狱里呆了这么几年。
后来我们被转到了苏州反省院，我父亲被判的是重罪，他一直关在南京军人监狱。他始终很坚定，当时他们被抓的那一批大部分都自首了，像李竹生，只有他和黄文杰他们几个人没自首。后来国民党搞怀柔政策，“重罪轻判”，我父亲被判15年徒刑。然而在1936年，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得到通知，我父亲死在了监狱里。他在监狱里打摆子，说是给他吃的药剂量特别大，就这样治病时吃药吃死了。
坐牢一直坐到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那时要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带着夏之栩去南京，她来找她的妈妈，把我们就接出去了。
■谢觉哉把姐姐带到了苏联国际儿童院，我则被寄养在新四军名将的老家
我母亲出来以后，就跟着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直到1939年她去延安。我父亲在监狱里就托付同志，出去后帮助分担照顾我们两个孩子。后来，陶铸说他的哥哥在南京，家庭环境不错，可以寄养一个小孩，就把我姐姐送去了。但是她不愿离开妈妈，一直跟到了延安，后来谢觉哉谢老去苏联的时候，把她带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当年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蔡和森的女儿蔡妮、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蔡畅和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邓发的女儿邓金娜、任弼时的女儿陈松、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高岗之子高毅、苏兆征之子杨东、陈昌浩之子陈祖涛、肖三的两个儿子肖立昂和肖维佳……我姐姐后来没有回国，她在那里定居，并和一个希腊人结婚了。
我呢，去了四川。新四军名将陈同生——《东进序曲》就是他的回忆录，他的家在南充旁边小县城云山县的乡下，是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他就把我送到了他的家，我就和奶奶生活了很多年。
等我妈妈到了延安之后，就要把我接回身边。我一路辗转：姑婆的儿子带我沿嘉陵江坐船到南充，再坐汽车到成都，到杨伯凯的家中落了一下脚——他和周恩来总理他们都是一起留法的，他又把我送到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个月，搭美国飞机到南京，在南京新华社呆了一个月等飞机，最后等到美国观察组的飞机，搭上，去了延安。
那时候已经是1946年，我才再见到我的母亲。离开母亲的时候我太小了，什么印象也没有。我母亲也是，一看到我就感慨：哎哟，都这么大啦！
◎文/本报记者 谭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