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欢：《圣天门口》在上届茅奖“七进四”阶段遗憾落选，而此次《天行者》顺利当选。对于这两部作品的不同境遇，您怎么看？
刘醒龙：现在谈这个已经是时过境迁的事情了。《圣天门口》没评上在当初我当然是觉得遗憾，但后来也释然了，觉得不管过去没选上还是现在选上了，都是正常的，评委们有自己的选择，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卢欢：此次获奖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刘醒龙：《天行者》是我从内心上对自己前半生的一种交代。有些放在心里很长时间的东西，终于能够写出来了，这些不仅是心灵之痛，也是中国之痛。对于写作者、评委、读者来讲，它可能都可以视为他们对于过去生活的一种纪念吧。
卢欢：《天行者》是由1992年写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续写成的长篇小说。时隔10年后，您的创作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刘醒龙：当时写《凤凰琴》我还年轻，而写《天行者》人已经很沧桑了，心态自然不一样。况且，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有区别，前者抒发我内心的感动，后者则是对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的参悟。到了这部长篇出炉后，我不希望它被理解成只写了民办教师这个行业，而是希望读者从中读到我对历史、生命的沉思。
卢欢：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只限于20世纪后半叶。您说或许今后还有机会写一写10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这些年您对此有什么新的思考？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么？
刘醒龙：现在谈新的思考和写作计划都为时尚早。我想，还是到时候凭作品说话吧，作品里会蕴含我的追求和思索。
卢欢：除了在小说里尊崇民办教师这样一群最初级知识分子为民族英雄之外，在现实中、在微博上您也在关注着乡村教师的动态。如果说小说虽影响很大，但并不能实际地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您觉得应该从哪方面力量促进会更有成效？
刘醒龙：文学作品不是解决问题的，它首先是一种审美，读者在阅读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家的思想和情感。至于乡村教师生存现状，我寄希望于三农问题得以解决。只有三农问题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发力下真正解决了，乡村教师的命运才会得以转变，他们面临的问题才会彻底解决。
卢欢：有人认为文学奖应当考虑市场因素，这样才能选出评委与读者都认可的佳作。您对自己作品的市场反应情况怎么看？
刘醒龙：我不会去迁就读者和市场。作家一迁就市场，写作就会完蛋。我很看重写作者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任何创作应该是发自内心，服从自己的心灵的产物，不必去想别人的看法。
卢欢：网友们对本届茅奖的争议之一在于，他们看到参评作家中作协主席、副主席占绝大多数席位，认为“官僚气息浓厚”。您怎么看？
刘醒龙：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啊，作协主席、副主席应该由谁来当？不是好作家当，难道非要官员、孬作家当？我想恐怕更要质疑的是那些不是作家的人当主席的情况吧。现在的确也有行政官员出任作协主席的现象，但大多数主席、副主席不是官员，他们是作协会员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为作协会员做代表说话的。我常觉得，作协主席就像是在为文学当志愿者。我如果不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话，可以不理睬于己无关的事情，但我有了这个身份，我就会义务地去给一些会员或是写作者做义务指导，看他们写的稿子，为他们的作品发表作推介，为他们在写作道路上前行当义务铺路工。卢 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