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提起韩毓海，不能不提到《五百年来谁著史》，作为一本普及型学术著作，从去年到今年，它的销售量已突破17万册，堪称是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因为观点不同，大多媒体对此选择沉默，因为一道人造的立场，太多人在刻意忽视。然而，这却不能抹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雄辩与理性光芒。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姊妹篇《龙兴》仍在反复修改中，可韩毓海却忙里偷闲执笔了《人间正道》，那是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等几位学者共同的声音。
在新中国出版史中，可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几个普通人，将自己对党的理解自发地写出来，没有上级意志，没有机构指令，它的话题如此宏大，它的面貌如此“正统”，却在市场上赢得一片好评。
这是一本检讨历史经验的书，又是一本眺望未来的书。90年风风雨雨，究竟什么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该如何反思过去？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体制、价值、观念、道路等等大词正占领着话语空间，然而，曾经的道路真的是靠图纸作业走过来的吗？那些成功真的是几个概念铸就的？如果名词可以解释一切，中国近代史为何会这般挫折、苦痛与艰难？而凭着坐而论道，就能突破这个死循环？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正在忘记历史，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究竟怎样把握人间正道？怎样才能不偏离人间正道？几位学者激烈的争论，最终凝聚成了这本厚重的书，抛开假问题，面向真问题，本书拓展了一条全新的启迪之路。
中国道路应该有个主语
北京晨报：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韩毓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上海学者周建民老师为建党90周年写了一篇稿件，交给胡鞍钢、王绍光和我看，当时的感觉是，周老师满肚子是理，就是讲不出来。一是他文风太老实，不易被读者接受，二是这个题目太不讨巧。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成书呢？
韩毓海：因为对周老师的观点我们很认同，今天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总要有个主语，如果不提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动力和抓手，所以胡鞍钢建议我执笔重写。
北京晨报：当时想写成一本书了吗？
韩毓海：没有。一方面，这种题材的书，市场风险比较大，另一方面，还有政治风险。但作为学者，我认为这是个重要课题，很愿意去做这件事。就在我拖拖拉拉时，人民大学出版社先期投入费用，组织大家开了两次研讨会，这下没退路了，只好把它写完。我入党很晚，别人开玩笑问为何入党，这本书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选择60%还是7%
北京晨报：对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
韩毓海：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应回答的问题。如今整天骂制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看主要是从制度中获得了利益的人，包括三种人，一是干部子弟，二是一部分官员，三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总之，越是日子过得好的人，抱怨越多，骂得越凶。我有一个朋友，是高干子弟，一生靠父母的光环生活，高考分不够，他照样能上大学，现在住别墅开好车，可天天给我发短信，骂这骂那。今天手机中很多“段子”并不是老百姓编的，恰恰是一些官员编的，只有他们才最了解情况。他们为什么能骂？因为生活压力小，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圈子，但这个圈子最多也只占人口总数的7%。
北京晨报：那么不骂的人又有多少呢？
韩毓海：我给你举个例子：当年山西举全省之力修路，太原近郊有座高架桥，直接建在居民楼上面，当时承诺经济条件好了，马上搬迁。可一等就是20年，山西GDP从200多亿到突破一万亿，可老百姓天天还得忍着噪音污染，我去了很生气，说：共产党怎么能这么干事呢？可老乡马上说：这可不能怨共产党，共产党不让外国人打进来，有错误肯纠正，这就够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不骂共产党，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60%。
要认清哪头重哪头轻
北京晨报：可经常听不到这些正面的声音。
韩毓海：因为我们没搞明白哪头重哪头轻，天天和精英圈讨论，自然听到的都是7%的说法，可给他们的越多，他们抱怨越多。你看天天编段子的，要么是央视拿几十万月薪的主持人，要么是新富阶层，要么是睡到11点才上班的那些人，他们谁不是制度的受益者呢？所以我说，那些领导的孩子，是被爸妈给惯坏了；而许多中上级领导是弄臣，靠嘴上会说话会逗乐而得到提拔，是干部队伍中的赵本山，他们被领导给惯坏了；而部分知识分子，是被老百姓给惯坏了。他们骂，其实是嫌奶给得太少。那么，我们该对60%负责呢，还是该对7%负责？中国60%的人民养活着7%的精英阶层，不解决这60%的问题，任何民主都是假民主。前几天，我在香河买了套家具，送货上门的师傅已经60多岁了，非要自己扛，怎么也不让我搭把手。他说，你是教授，怎么能干这活儿？到了家里，他替我鸣不平：怎么大学教授住这么小的房子，这太不公平了。中国老百姓尊重读书人，可今天许多读书人日子过得好了，却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主动脱离百姓，所以我说他们被老百姓惯坏了。这些精英圈的人永远在指责别人，总觉得老百姓差、党腐败，可没有老百姓、没有党，你的好处从何而来？
怕苦是时代之癌
北京晨报：为什么从体制中获益的人，反要咒骂体制？
韩毓海：因为没搞清“我是谁”，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基础，可今天这个精神正被淡化。很多体制受益者怕走路，怕吃苦，不愿意到那60%人当中，听不到这60%的声音，只能天天听那7%，失去了自我。我们总在讲核心价值，什么是核心价值？艰苦奋斗才是核心价值，否则就搞虚了。我最近读《蒋介石日记》，他天天抱怨人民素质太差，水平太低，发自内心地着急，整天想着怎么提高人民，可北方大片领土沦陷，他却不愿飞到北京去，天天和江浙财阀混在一起，离人民这么远，不能和他们共命运，这怎么可能成功？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时，毛泽东让他去山西搞土改，他怕干不好，问该怎么办，毛说很简单，就是一刻不能脱离群众。我对山西情况比较熟，其中石峪县地处风口，环境恶劣，新中国成立60年，18任县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都是拿起铁锹去种树，今天它被称为代北江南。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坡地，令人心潮澎湃，这才是人间正道。过去形容湖南人有四句话，叫“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作家韩少功把自己孩子放到乡下，说不能吃苦，不会读书，这还叫湖南人？可今天湖南成什么了？成了“娱乐大本营”，许多湖南人把孩子送到外省去读书，这应该反省。
西方如何走向强大
北京晨报：您强调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但更多学者在强调制度、文化，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西方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两点，一是它的勤奋，二是它的斗争思维，这才是根本原因，制度与文化作用远没想象得那么大。我在美国工作时，从早上7：30一直忙到晚上7：30，两节课每天要重复讲三遍，身体不行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在纽约，我住的房子才7平方米，头天下飞机，第二天就要去上课。在美国，教授怎么了？和苦力没什么区别，美国没有中国这样的精英阶层，整天闲着没事干，到处品头论足，靠人文精神混饭吃，日本同样没有这个阶层，在美国，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就是失业的代名词，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年轻人的勤奋精神比我们强得多。再有就是斗争思维，美国电视上整天都是对打的节目，拳击都算温和的，自由搏击、泰拳之类，每天都是血淋淋的。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今天我们在思考西方富强时，常常简单归因为民主人权，这就忽略了根本问题。西方发达在于科技和组织能力，而组织的完善，必须依靠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