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走出来的
北京晨报：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如何贯彻勤奋与斗争思维呢？
韩毓海：中国近代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正如李鸿章所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仅军事、经济不行，文化也不行，是全面失败。硬实力弱，软实力也弱，国家进入死循环。传统中国轻徭薄赋，可搞现代化，就要投资，就要加大赋税，人民不干，此外屡战屡败，要割地赔款，一个屈辱条约就要赔几亿两银子，据康有为计算，当时南方最好的工匠年薪才20两白银，北方工匠才12两，背上这个包袱，怎能不涸泽而渔？面对这一困境，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魏源提出自制银元，康有为提出废两改元，孙中山提出货币革命，1935年，法币出台，因没有经济基础，只能向英国大笔借款，法币一和英镑挂钩，二和美元挂钩，日本被隔绝在外，这是它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原因。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法币取消时，通胀已10多万倍，齐白石说他请一次客要花几千万，骇人听闻。可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票，这是人民币前身，到后来，国民党都存人民币，因为它坚挺。为什么？因为它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不再被所谓的概念所引导，而是直接与土地和农民生产挂钩，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之道。抗战时，日本鬼子找冀南银行，老百姓全家被杀也不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组织是斗争的产物
北京晨报：为什么舶来理论没能解决的问题，却在实践中被解决了？
韩毓海：这个问题梁漱溟也思考过，他晚年说，最后才想明白，西方发达在于科技和组织能力，而组织的完善，必须依靠斗争。今天我们在思考西方富强时，常常简单归因为民主人权，这就忽略了根本问题。
北京晨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是在学习西方吗？
韩毓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贯彻了斗争思维，邓小平说过，改革是要以我为主，如果以人为主，那就失败了。那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非常了解斗争思维。中国改革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即布列顿森林体系倒下，全球资本第一次自由流通，美国企业不肯投资美国，欧洲企业不肯投资欧洲，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把握了机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资本账户坚持不开放，外商盈利基本在本地投资和消费，有效地防止了金融危机，这正是斗争思维的体现。相比之下，苏联刚开始拒绝全球化，后来又全面倒向西方，苏联的经济根本问题在于太单一，是资源出口型经济，可政策来回翻饼，这个根本问题依然没解决，就是因为忽略了斗争思维，停留在概念争论、图纸作业的层面。就像中国宋代一样，靠价值观争论来应对实务，凭观点用人，提拔的都是司马光那样语言漂亮、永远正确却干不了实事的人。
正确认识美国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人似乎也走入了同样的误区，不谈实务，一切奉美国为圭臬，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在知识阶层中，自由主义几乎成了共同的话语规范，而这种单一化的视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韩毓海：关键是我们7%的人对美国了解太少，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刚开始去唐人街买菜，50美元够吃三天，可同事指责我说怎能去那里，把纽约大学的脸都丢尽了。美国同样存在着等级的现象，许多人也在抱怨。纽约大学的教学楼电梯很窄，一次要等10多分钟，后来一打听，它原来是车衣厂，1931年发生火灾，电梯太窄，死了200多女工，因为地价特别便宜，被大学买了下来。这要放在中国，要算是罔顾学生生命安全了。在曼哈顿地铁里，经常能看见大老鼠，冬天时，街边躺满了流浪汉，我有一次在路上走路，后面跟的黑人突然就不见了，原来他躲进下水井去了，那里比较暖和。确实，美国很自由，但美国自由和法国自由是不同的，美国是被动自由，保护的是强者，如果你相貌好、身体壮、脑子聪明，法律就保护你，所以美国总统都是帅哥，可如果你天赋不行，你就享受不到这个自由。
奥巴马是个好人
北京晨报：但美国毕竟创造了奥巴马这样的神话。
韩毓海：对。我在美国时听过奥巴马的演讲，如果我能投票，我也会投给他，他的语言太有煽动力了。他现场带着一个叫雪莉的小女孩，来自阿肯色州，母亲得了癌症，每次问母亲想吃什么，母亲就说想吃豇豆罐头，因为怕说好的，家人就会经常买，花掉更多的钱，因为治病已经让家里变得很穷了。奥巴马问：这难道就是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吗？这是我们的羞耻。奥巴马话音一转，说乔布斯用私人飞机带他去硅谷玩，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私人飞机，居然这么舒适，在硅谷，可以点自己想吃的菜，可在美国南方，却是工厂倒闭，全家人没有饭吃，他说美国正在被撕裂，正面临着第二次南北战争，可有人却说，要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8年，可我们要说：够了。奥巴马每讲完一段，下面就一片山呼海啸，他不赢得选举是不可能的。他是个好人，但他许多改革计划根本推不动。确实应重视他选举获胜这个事实，但也应看到民主与基层人民越来越远，斗争思维弱化，政治家们全靠嘴上功夫，落实不了。
重拾我们的民族精神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国人都有一个美国梦，您怎么看？
韩毓海：其实他们真去了美国就明白了，中俄的纨绔子弟与美国人民的反差相当大，在美国，你就是当资本家也很不容易，非常辛苦。美国、日本孩子非常勤奋，可我们的孩子却丢掉了勤奋的传统，只会抱怨，把自己定位为强者，总想到了美国就好了，真正去过美国的人知道，在美国谁会这么舒服？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能想当然。
北京晨报：但现实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让人灰心，这也不能无视吧？
韩毓海：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今天谁拥有绝对权力？是银行，在今天，不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问题，而是银行与人民之间的问题。现实是开发商、消费者都被银行掌控，社会出现了食利阶层，这在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被允许，确实需要认真去解决。
勤奋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北京晨报：那么，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
韩毓海：问题的关键，还是官员不勤奋，不深入基层，不会干，不想干，所以什么事都委托给所谓的“行家”干，这就脱离了群众。今天出现的“小官大贪”现象应引起高度警惕，山西有个科级干部，贪污了几个亿，其实他给上级最多也就是两条烟，就把他们给糊弄了。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情况，许多朝代都存在，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职位很低，却黑白两道通吃，左右逢源，最终搞出那么大的动荡来。今天应警惕的不是腐败，而是不作为，官越小越腐败，关键在于上级缺乏监管，可上级干什么去了？无非是忙于开会、念文件，空话传达空话，浮在上面，只听7%的意见，结果被食利阶层和空谈阶层所左右。只有官员走向基层，真正勤奋起来，我们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人民不是消费者
北京晨报：今天中国社会的戾气正在上升，您是否关注了这一现象？
韩毓海：是这样。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火车晚点了几分钟，结果顾客上去就要打乘务员。为什么？因为今天大家把人民理解为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这种逻辑在美国也行不通。人民是劳动人民，因为是消费者，就可以打劳动者，这是对人民这一概念的误用。此外，今天年轻人累，大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没能得到更多财富，使他们心情不好。
北京晨报：除了个体原因外，是不是也有大环境方面的问题？
韩毓海：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关注战术，不关注战略，谁也不谈5年后、10年后怎样，每个人对明天也没有预期，这就很容易产生戾气。“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承诺3年解决问题，有了预期，再困难大家也挺过来了。其实这次“十二五”规划非常好，提出了明确的战略主张，可谁在看呢？大家都不关心长远，我们成了一个没有战略的民族。
北京晨报：引入西方式的价值观，会不会解决这个战略缺失的问题？
韩毓海：这个行不通，我们要实实在在研究真问题，不能搞虚的，人民关心的是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遭遇过戾气上升的问题，它们也不是靠制度调整来解决问题的。比如《北国之春》，当年就是日本民工的歌曲，他们在大城市受挫折，怀念故乡，后来日本推出了廉租房政策，我在日本当教授时，七八十平米的廉租房月租才2000日元，电器配备齐全，这样怎么可能还有戾气呢？戾气是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不能迷信自由民主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陈辉/文
韩毓海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他编剧的《毛岸英》荣获飞天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