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辛亥革命，这是一段注定被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历史。今天，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点上的我们，还可以解读出一段怎样的辛亥年历史？
今年9月，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历史随笔《1911》将出版，我们有幸先睹为快。在作家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一个富含民族表情、国民性格的辛亥，一个充满意外和偶然、当然也富含激情与理想的1911。
有评论认为，王树增的非虚构系列作品“开创了当代中国历史纪实文学中以细节还原历史风貌的写作范式”，而他更愿意把这样的写作看做一种“精神图谱”的梳理和建立，他希望通过解读历史人物心灵史的方法，描绘我们这个民族的面孔和表情。这样的精神诉求，贯穿他的整个近代史系列写作中。
为何对这段中国近代史如此关注？王树增说：“谁要读懂了中国近代史，就把中国的‘国民性’读懂了。我们今天的国民心理，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国民心理，与之密切相关。”
与史学家写史不同，他并不注重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不拘泥于对历史的考据，而是把工夫花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解读上，“这是作家的专长，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作家应该体现自己不同的认知视角”。
近日在北京，王树增接受了本报记者 的专访，畅谈他作为一个个性化的读史者眼中的1911年……
读懂了这段30年历史，就读懂了今天的中国人
记者：你的新书《1911》即将出版，首先向你表示祝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媒体、学界有关辛亥革命的讨论热烈而广泛，关于辛亥革命的书籍也出版了不少，那么《1911》这本书希望在哪些方面提供给读者完全不同的视角？
王树增：《1911》是我近代史系列写作的第二部，《1901》是第一部。我少年时期就读过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可是虽然写完这本书了，我至今不认为我把这场巨大的变革吃透了、读懂了。这不是谦虚。当代中国常说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社会，但是学习之风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对本民族历史的学习，对中国近代史的解读非常欠缺，一个民族没有读懂自己的前辈、自己的民族历史，没有读懂自己民族的心灵史，何谈传承？
我不是史学家，更不是辛亥革命的研究专家，我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个性化的读史者，我愿意把我读史的感想和读者进行交流。我个人读辛亥革命这段历史偏重两个方面，一个是随着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中国，这个帝制统治数千年的、历史悠久的庞大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追随世界潮流？近代意义上的政治进步无疑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革命为主导的，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并不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作家，我把我的目光深入到这种复杂的撕扯之中，我想理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人的心路历程。我们的前辈们曾经经历过这样一种痛苦的、狂热的、激动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无疑重新锻造了中国人的性格，影响了中国的当代生活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写的不是历史专著，我不会偏重于事件本身，我探求的真伪远不是历史事件的考证，我探求的是心灵，是中国人在历史巨变来临之际的精神状态。
另外一个深深困惑我的、在这本书里我想探求的一个诘问是：这场革命，在什么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什么经历了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后，中国呈现出的面貌并不是那些仁人志士所憧憬的民族伟大复兴，结症出在什么地方？难道革命错了吗？我想不是，我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不要在别的地方找原因，只能从中国人、中国社会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特质上找原因，因为这直接可以观照到今日中国。今日中国的变革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往前走一步，我想这是有文化原因的。我这本书能不能探求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但是我努力了。
记者：10年前你写了《1901》，在今年《1911》写作完成之后，我们知道你目前正在筹划写作《1921》，为什么对近代的这段历史如此感兴趣？
王树增：我曾在就《解放战争》一书接受采访时提到“完善和建立我们的精神图谱”，我想，写《1911》依旧是完善这种图谱当中的一步。我还会写一部《1921》。这三本书，讲述的分别是以1901、1911、1921这三个年份为轴，上下各推5年，大约30年左右的历史，其中蕴含了无数求索、无数屈辱。我认为，如果能把这30年的近代史读明白，就读懂了今天的中国人。翻天覆地的事都是这几十年发生的，历史的波澜壮阔、曲曲折折，人的心灵的痛苦与欢乐的交织，在这几十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它锻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包括今天中国人对待西方世界的看法还是比较敏感的，这和我们近代史有关，以史为鉴，读史是为了读懂今日，并且读懂自己的人生，我愿意在这方面与读者交流，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在于此。
记者：《1911》是一部历史随笔，但是我看到书中从情节到细节都有大量史料作为依托、有明确的出处，你在写作时对史料下了不少工夫吧？
王树增：是的，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注释特别多。我从开始写作以来就对近代史非常感兴趣，几十年来一直在阅读、积累，而且我读书是做笔记的，所以都是长期积累的。
我写的历史是非虚构类，所以每个细节都是在大量历史事件考证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且我以这种方式督促自己不要信口开河，我曾无数次问自己，到底有没有相当质量的史料做支撑？你有什么资格妄谈百年以前前辈们做的事情？有什么资格剖析他们的心灵？这些都需要史料支撑，所以这次注释特别多。台湾同行也准备出这本书，他们对注释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追求。
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记者：作为军旅作家，我想你对清末新军的发展崛起有更为独到的见解，为什么是在新军军营里响起辛亥革命第一枪？
王树增：关于这个话题，我曾经给国防大学上过课，题目就是《清末的军事变革》。清末以来，清廷作为一个执政集团也意识到近代以来世界军事潮流是什么，尤其是经过几次战败之后，他们清醒意识到需要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明显的标志是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全套德式的(那时军事上崇拜德国人)，清末新军的崛起就是由此开始。但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支用于稳定政权、捍卫国家主权的军队对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事实证明恰恰是这支军队撼动了整个清廷的政权。
为什么革命派、立宪派、社会的各个阶层前赴后继十几年时间，效果并不太明显，政府军一下子就能取得成功？这中间我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一、政权的稳固首先在于执政阶层、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这是稳固的基础，这方面如果有巨大欠缺，有再强的军队也不行，甚至成为对立面。二、国门一旦打开是关不上的，小站练兵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引进外国教官，进行近代化的军事训练和大量购买近代化的军事装备，另一个是大量向国外派遣军人留学生，各省的封疆大吏都派，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得最多。张之洞派出去的年轻军官回来后基本上成为革命的主要人物。这些青年军官走出国门以后，接受的是近代以来的政治文明理念，这里面带有民主思想和宪政思想。三、当时只有军人领风气之先，那时根本没有具备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的市民阶层，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在那时的中国非常不成熟，民族工业薄弱、产业工人又很少。这就可以佐证，开风气之先的青年军官为何迅速成为社会精英和骨干，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当摇摇欲坠的清廷面对这些不仅具备军事知识，而且接受了西方近代民主意识的青年军官时，绝对是束手无策。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武昌新军工兵营的炮声所引发的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有很大的偶然性，而清朝末年的新政改革事实上促进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王树增：这个观点不新鲜。我有我的想法，我恰恰认为武昌起义是必然的。你提到清末新政，我认为清末新政的实施无疑是推动近代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步骤，虽然这不是清廷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庚子事件以后，辛丑条约前后，民族灾难先不说，清廷首先认为自己的政权摇摇欲坠了，它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必须有应对措施，清末新政就是一系列维持其政权的办法。不应该过高评价清末新政，但是新政带来了两个连清廷自身都意料不到的效果：一是它有意无意地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政治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启蒙，废除了科举制度，改革了军事体制，甚至还启动了官制改革。当然这个启蒙不是它开启的，从戊戌变法就开始了，或者再往前推，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洋务运动是一群清流党的行为，戊戌变法按慈禧太后的说法是“乱党”行为，而新政是政府行为，显然政府行为的力度要大一点，开启了国人的启蒙状态。二是新政的某些措施促成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一些力量的形成，比如新军就是新政的最重要的一个成果，促成了一批新军官的成长。至于刚才说武昌起义是偶然事件，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历史脉络理下来，就不偶然了，而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从大历史上看，并不偶然。
应站在大背景下考察辛亥革命
记者：革命还是改良、共和还是立宪，辛亥革命前后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暴力革命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王树增：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不能简单说应该暴力革命还是改良革命，需要多方面考察，这也是我写这本书很麻烦的一件事。任何历史变革，人们的初衷都不是暴力，但它有一个前提，拿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状况来看，有可能和平改良吗？可能性有多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里有两大纠结，首先，中国人是讲究血统相承的，儒家文化的整个构架是宗法血统的、以家庭结构为中心的文化，但是当时的清廷被中国大多数人认为是异族，所以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次，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帝制统治样式是世界上最完备、最稳固的，它的经济、军事、文化、法律等等都非常完备，不然没法解释为何能统治几千年。指望这样一种政权用改良的方式来改造自己，很难。改良说穿了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之下，让以君主至上的统治集团和他认为的子民臣民来分享权利和利益，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这件事，不要离开这个来谈暴力革命好还是改良革命好。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改良派、立宪派、温和派、中间派，甚至在清廷政权内部的满族大吏里也有改良派，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努力，力图变革，但是成果甚微，因为掣肘太多，凡是涉及核心统治利益的问题推进得都举步维艰。再一点，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一个反对异族统治的感召之下，革命派是不会等待的，这边改革步伐迟缓、犹豫、甚至有时倒退一点，那边已经成燎原之势，包括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立宪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也不希望发生暴力革命，但最后他们也没有耐心等待清廷自身变革了。
其实清廷一开始并不太慌张，军队哗变之事已经太多了，那一个小小的城市能成大事吗？但是一旦事件爆发，很多包括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张謇这样的民族资本阶层的立宪派首脑，迅速倒向了革命派，在革命的那一瞬间，革命派和立宪派迅速达成共识，他们突然发现，以前所有的努力恐怕都是徒劳的，只有把这个大的绊脚石搬掉了，中国的历史才可能往前走。我不是无条件地赞颂暴力革命，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些重要关头，暴力革命是必须的。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几千年历史里，改朝换代都是用暴力手段，就像鲁迅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为什么辛亥革命时革命派有很多铁血团，他们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的血来唤醒这个沉睡的社会。
记者：美国历史学者评价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年代，其结果是军阀割据，国不成国，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王树增：混乱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社会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社会状态——昨天还是帝制，见了皇上还要磕头，见了当官的要下跪，今天就民主选举了，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造成社会秩序重新洗牌，能不乱吗？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混乱催生了中国的真正希望，以及近代史上真正的精英，事实是这样证明的。暴力革命推翻了偌大的一个政权，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又那么艰难，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苦难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想这种痛苦就像生孩子一样，阵痛是必须的，希望它能催生出一个健康的婴儿，之后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爆发的。
记者：你怎么评价孙中山先生？
王树增：他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开拓者，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家，他的激情鼓荡了中国近代的历史风云。他有他的个性，尽管有某些历史局限，但掩盖不了他伟大人格的光辉。辛亥年间有人说他是“孙大炮”，我更愿意用激情澎湃来形容他。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激情澎湃是何等有魅力。虽然我在书中写了他很多另外的一面，但是不掩盖我对他的敬仰，我们需要这样摇旗呐喊的人。我的书的第一章就取名“医生的反叛”。他从一个农民的孩子直接就出洋了，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他英语很好，加入了基督教，最初的职业是西医，他和旧中国的文化和政权体制有彻底决裂的架势，并且有彻底决裂的可能。从激进的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说，他的经历使他的革命性更强，他用激情四溢的革命性鼓动并影响着那时的中国人。我想近代史上，辛亥前后，没有人能替代他作为革命先驱者的地位。
此外，孙中山在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方面，也有很大建树。我觉得三民主义最重要的是民权思想，他第一次提出“人民公仆”的概念，这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惊世骇俗。他提出这个概念时皇上还没倒，北方还是皇权呢，南方就人民公仆了，怎么能不石破天惊呢？况且民权主义之中还包括更大的政治理念。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不涉及农民土地问题，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缺憾，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巨大缺憾，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它并没有涉及中国最广大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也没有中国最广大劳苦大众的参与，因此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的根本的矛盾。城头变换大王旗，穷苦百姓的生活照旧。所以，辛亥革命改变不了中国劳苦大众的命运。
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变革永远是主题
记者：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当时的清朝能否在立宪上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来？或是更进一步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树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也可能有甲寅革命、子丑革命，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种假设，如果没有暴力的革命，这个帝制的政权依旧存在，那么中国当时有没有可能走君主立宪制呢？近代世界政治体制样式中，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很成熟，中国有没有可能呢？我个人认为，至少清廷不具备这个素质。我在《1901》和《1911》当中多次用“晚了”这个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廷已经有了强烈的变革欲望，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来不及了，晚了。晚了多少呢？我大概算算，大约30年。
那些皇亲国戚们，二百多年的帝制给他们带来奢华和安逸的生活，怎么能接受民主和宪政思想？到了清末的时候，他们可以演化，但时间来不及了。满清贵族子弟到了载泽和荫昌这辈的时候，已经走出国门了，和他们的祖辈不一样了，但是已经等不及他们逐渐实现君主立宪了，中国社会没有这种耐心了，而世界潮流都在往前走，等待不了了。凡是西方近代有进步意义的君主立宪制，无疑都是“虚君制”，可是从颁布新政一直到清廷预备立宪，虚君制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雷”区，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皇权向来至高无上。清中叶以来的皇室就极度衰败，而且越是衰败的政权越是讲究君主至上，指望君主立宪是不可能的。清廷也做过努力，搞预备立宪，设了资政院，也就是全国议会的试验阶段，想学日本的十年预备立宪，结果就连立宪派都等不及了，最后缩短成五年立宪。话音未落，政权都没了。所以指望清末这种衰落的皇室来完成中国重大的历史变革，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变革，皇室是主动的，而不是到了岌岌可危的时候再变革。
记者：可不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你怎么看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树增：我认为是对的。五四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我宁可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一次国民的新启蒙运动，在经历过辛亥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交替的喜怒哀乐之后，中国的有志青年和政治精英们突然发现，原来的启蒙还不够，要重新启蒙，所以才有《新青年》，号召青年和过去告别，重新站在新的视角上审视自己的思维、行为，审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我这本书是以袁世凯的死为结束的。辛亥革命的断代，有广义的和狭义的，我书里是一种广义的。袁世凯的死好像是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我宁可把它看成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但是袁世凯死后，原来的混乱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加剧了，府院之争，讨论又回到一个原始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样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叫真正的共和、宪政？所以从1916年开始，陷入一种新的混乱，愈演愈烈，再加上外国列强不停地威胁和要挟，包括一战格局中中国的尴尬地位，主权的不断丧失，促成了五四运动。所以说五四运动是新启蒙，重新审视自己，这很重要。那时候的仁人志士号召国民做两件事情，一是眼睛往外看，外部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的潮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是往里看，看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到底有什么缺陷。我想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此，让民主的意识愈加深入人心，促成了各种思潮的纷纷猛起。在诸多思潮中，有一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导致了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记者：关于辛亥革命与中国百年来变与不变的因果脉络，学界一直争论不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树增：如果想推动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变革永远是主题，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明证。只有不断的变革，才能激发民族活力，才能取得历史进步。世界史和人类文明史的主要发展轨迹，实际上就是变革的轨迹，在变革当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机遇。还有一点要强调，任何变革都离不开本土文化，当然变革的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回顾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总结历史教训，梳理民族精神的脉络，最终还要增强我们对民族复兴的信心，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高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