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追索英雄的来路也是一项繁浩的工程。因为成功这东西正像点燃一挂鞭炮的火星，公众的眼神相互碰撞，爆出噼里啪啦一阵滥响，其人的真相却被炸得一时没了消息，在一阵连响声中，蜿蜒迤逦地蛇状消失。
《陈忠实散文》记录了他曾经的来路：1955年，他勒在腰里的红腰带已经变成酱紫色，生命历程的又一个十二年从早晨开启——他要到30里外的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一行人由一个老师领着，他是当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上路时和老师、同学相跟着走，走出十里也不觉累。悲剧是从脚下发生的。鞋底磨透了，血浆渗透了鞋底和鞋帮。在没有发现鞋破脚破之前还可以支撑，看见脚后跟的血肉的时候便胆怯了。每一次抬脚举步之前都畏怯落地后的皮肉之苦。”
他看见老师向他招手，同学在前面呼叫他。他流下眼泪来，觉得再也撵不上他们了。他企望能撞见一位熟人吆喝赶路的马车，但瞬间想到，他不认识任何一位车把式。有两个人倒追过来，但是他们的关心不能减轻脚下的痛楚和抬脚时的畏怯——他始终没有说明鞋底磨透的事。他不是出于坚强而是因为谦卑。他怕那些穿得起耐磨的胶鞋的同学笑话自己穷酸。“这种心理不知道什么时候形成的，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全部生活历程。”他们关切地留下“往前走不要停”的话语就整装离开了。他最大的期望就是捡到一块烂布包住后脚跟，可最终只在杨树上捋下一把树叶。
很久之后，也没人知道这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在那次关键的人生旅途中的艰难处境。人生的悖论正是这样：有时候对自己来说千钧一发，对旁人来说却浑然不觉。
记得一次曾早年留苏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查明哲说：什么叫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你这里被割破了，我为你敷上药，问你是不是疼？抚慰你，温存你。然而当下的都市灯火辉煌，街市宏阔，到处飞炸着信息的碎片。远远近近有许多人，广告牌上闪亮着“人文关怀”的标语。但是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却只能彼此咫尺天涯。或许发展中的都市本身正像一只瞬间膨胀起来的气球，它的心儿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点。或者它根本就没有心儿，有的只是被催情的草莓、机器养出来的冷冻鸡、注水的西瓜，还有那些裁剪得体的空心人……
在创作50万字的《白鹿原》之前，陈忠实对自己十分没有把握。他在《何谓良师》一文中写道：“我当时十分珍惜陕报吕震岳的七千字篇幅的约稿，更多的感念一种被信赖被理解后的知遇之恩。这时候又接到老吕的一封信。信皮和信纸上的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字很大。内容是询问稿子写的怎么样了。”“我读罢改变主意，决定把即将动笔要写的、原想给《人民文学》的小说给他。关键是怎样把原构思的较大篇幅压缩到七千字以内。如果就结构而言，这个短篇是最费思量的一篇。及至语言，容不得一句虚词冗言，甚至一边写着一边码着纸页计算着字数。写完时，正好七千字。这就是《信任》”——后来《信任》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个压缩饼干式的写作过程果然应了一个关于陕地作家风格的说法：陈忠实干，路遥不稀不干，贾平凹稀。
《白鹿原》1993年出版，此后一波三折终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然而，它从孕育到诞生历经了近20年。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陈忠实在开会散场时被一个陌生人拦住。这个人的普通话声音浑厚。他一开口，陈忠实就嗅到了外来人的气息。他在《何谓益友》中写道：“他说他叫何启治，代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组稿。他已经读过我在《陕西文艺》上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它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而我站在小镇的街道旁完全一脸茫然。且不用吓了一跳这样夸张性的言语形状，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二篇、第三篇……我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我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事。”
1984年，何启治还记得11年前约写长篇之事。他说，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的话，记住给我就是了。“我便告诉他，有想法，仅仅是一个想法。要先做前期准备：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做社会调查，研读关中历史的书籍。酝酿和构思《白鹿原》。”“我知道这部长篇小说不会在短促突击中完成。初步计划三年。三年里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过多地谈论和过分关心地问询以及进度的催问，会给我心理造成紊乱和压力。”
按照他的性子，畏怯张扬，外松内紧，如同农家妇女蒸馍馍，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开锅盖。在刀刻斧凿的外表下居然藏着柔软细腻的心性。他仍不踏实，万一最终下了个软蛋呢？后来几年，两个人始终守约如禁，紧关口舌。直到他1991年写完全稿、1992年早春的某天晚上可以确定《白鹿原》完成了，才终于履约践行，写了一封信给何。这个老虎吃天的大事才在真正的关怀和君子之交中终于完成。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