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报“文化市场秩序系列调研”的前几篇探讨了“黄牛”倒票现象的成因及其后果,在这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票价虚高问题。围绕票价,记者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中低收入人群、无独立经济来源的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所有人都认为目前文艺演出票价太高,75%的人认为“票价高”是阻碍自费购票观看演出的主要原因。
“在法国，一场演出的票价平均只要20欧元，学生和会员更低，在10欧元-20欧元之间。根据人均2500欧元的较低月收入计算，当地人看一场话剧演出，也就花费月薪的1%左右。”刚从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归来的国话先锋剧场经理傅维伯这样描述当地的演出票价。反观中国，一场话剧演出票价通常要100元至600元，以3000元的中低收入水平计算，看一场演出要占月收入的3%-20%，比法国高出许多倍。
票价是怎么高起来的？
国家大剧院党委副书记郭玉良认为，制定票价时应考虑三个因素：成本、供求关系和观众的消费承受能力，其中，演出成本高是导致高票价的主要原因。
郭玉良分析，一场舞台表演的成本，包括直接和间接两部分，不同剧场情况各异。就国家大剧院的情况而言，直接成本中，主创、主演人员的演出费占到60%甚至以上（以交响乐演出为例，作曲费用占很高的比例），宣传推广费用占18%，税费15%，接待、差旅等费用约占7%。还有间接成本，是指不直接反映在项目里的日常开销，如安保、水电费等。
对比国内外的演出票价，郭玉良认为，国内较高的票价与国际结算方式和我国文化市场体系尚不稳定有关。以歌剧为例，国外著名演员的演出费用有一定标准，演出费用与国际接轨，而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文化市场的运作体系没有跟上，人们对票价的消费感知自然就高。
除了演出费高，高税率也是抬高票价的一层关卡。在我国，大多文化演出场所并不像图书馆、博物馆一样被列入公共文化设施，因此不仅要缴纳房产税，还要按照商业和娱乐业的标准缴纳5%至20%的营业税，这一部分成本也分摊进了票价之中。
北展演艺文化有限公司演出总监张力刚认为赠票太多是高票价的直接推手。美国百老汇的票价一般为100美元、150美元两档，而国内演出票价常常分为80元至1680元多档。整场一般要卖出60%的票才能收回成本，又要留10%-20%的赠票，供给公安、消防和文化主管部门，剩下的票才是收益，这样自然提高了票价。
票价为什么降不下来？
英国皇家歌剧院院长在谈到英国制定票价的出发点时说：“我们制定票价的时候，要考虑让人觉得花这点钱不算什么。”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是——剧院诉苦成本高、降价无门，百姓抱怨收入少、票价太贵。
“我挺想去大剧院听一场音乐会的，可是本来工资就不高，交完房租所剩无几，花钱去剧院听现场实在太奢侈了，还是在家听CD吧……”刚刚开始“北漂”的大学毕业生赵金伟向记者说。“我感觉那些是只属于有钱人的项目”——一位名叫“Matcha-慕斯”的网友发出这样的感慨。
剧场方面则认为，政府扶植力度有限是票价降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先锋话剧剧场经理傅维伯算了这样一笔账，“2000平方米的剧场，按照写字楼的租赁标准，每天出租费是5元/平方米，加上水电费和人员费用，大约是15000元/天。但实际上，目前我们租给演出团体的场租只有6000元/天，等于赔了三分之二。我们为社会的文化服务作了贡献，而政府并没有房产税等税费上的优惠或者补贴。”
谈到演出票价内地高于境外，张力刚说：“仅仅是演出场地费一项，内地就高出不少。香港红磡体育馆的场地租用费是几万元，而北京首体、工体至少是二三十万元，国家建造的文化设施都要市场化经营，所有演出成本都压给演出商，票价当然高。”
除了政策原因，傅维伯认为，社会环境的“浮躁”、“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心态，也是降低票价的一大阻力。一些由政府出资设立的文化设施或单位都漠然于为大众服务，民营演出团体迫于生计压力就更是抱着“一锤子买卖，榨干了就走”的心态来办演出。
此外，一些演艺人员刻意抬高身价也导致了票价虚高。上海新翼演艺有限公司经理童宁宇接受采访时说：“一些歌手为了把自己的水准放到一个高位，就用最高票价来显示。港台一线歌手的票价普遍都是1680元，所以他觉得定到1280元就丢份儿了。”
演员出场费、政府税费、演出经营方利润的层层虚高，令一场场本应惠及大众、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演出变成了百姓眼中的“奢侈品”，我们不禁发问：这“昂贵”的文化权益，谁来替民众埋单？长此以往，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吗？
本报记者 殷燕召 本报通讯员 孙奇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