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发生的1903年，是清廷心烦意乱的一年。
报刊反满舆论铺天盖地之时，孙中山余党的暴乱又开始了。
1903年1月，革命党人不但企图再次攻击广州城，而且还给他们将要建立的新政权起了个名字：大明顺天国。这是一个听起来颇有些古怪的名字。“大明”二字，既有明显的洪门色彩，也有反清复明的含义；而“顺天”显然与太平天国的历史有关。无论名字如何古怪，暴乱者宣称，中国未来的国家政体是：不要君王，只要民主。
这是自庚子事变以来令皇亲国戚、朝廷大员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苦闷心结：大清国的臣民两百多年都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怎么突然间宁可蹲大狱、受酷刑、掉脑袋也非要那个民主不可？民主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蛊惑力？
史称“洪全福广州举义”的暴动，其领导人是谢瓒泰、洪全福和李纪堂。谢瓒泰是兴中会员，惠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父亲谢日昌是三合会元老，长期在澳洲经商，在海外有规模可观的商行。谢日昌最好的朋友是洪全福。洪全福曾是太平天国的干将之一，有人说他是洪秀全的三弟，也有人说他是洪秀全的侄子，他官至左天将，被封为“瑛王”，人呼“三千岁”，曾带领太平军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太平天国失败，他侥幸逃脱出走香港，在洋人的轮船上当了个厨师，年纪大了之后在香港挂牌行医。反抗满清政府的经历使他受到谢氏父子的崇敬，所以特别请他出山，称他为大明天顺国“南粤兴汉大将军”。李纪堂也是富家子弟，其父李陞是香港大富商。他热心革命，也是兴中会员，始终慷慨地资助支持孙中山。惠州起义时，他是管理起义款项的总账房。当时，孙中山交给他的两万元经费不够，他垫支了自己的很多钱。惠州起义失败后，他的富商父亲去世，分到手中的遗产价值百万，为了再次攻击广州城，他一次就拿出了五十万作为起义经费。
有史料显示，起义准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让兴中会知道，而是在事后才报告给远在越南的孙中山。他们决定独自举事的原因尚无定论，但至少与惠州起义令他们万分失望有关。他们秘密地展开各项筹备工作，计划在春节大年初一那天，当广州城大小官吏带着家眷一起到万寿宫行礼的时候，以纵火为号，炸毁万寿宫，拿下军械局，焚烧火药库，占领各衙署，得手后宣布推翻大清政府，实行共和政体。起义的军事部署是：联络各会党武装及著名的绿林好汉刘大婶的队伍——刘大婶是个彪形大汉——然后兵分五路：一路坚守广州东北门抵御清军，一路夺取兵工厂并攻入西门，一路负责对付城里的清军，一路进攻万寿宫杀尽那些没被炸死的官吏，一路位于新城作为策应。
尽管准备充分，但与惠州起义一样，行动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原因是洋买办的背信弃义。
为起义准备的部分枪支弹药，采购于广州沙面的曹法洋行，事先付定金十多万元。但是，眼看起义临近，依旧未见交货，经过反复催促，洋老板和洋买办想出了一个既不用交货、事后还没人追问定金的办法：向政府告密。政府方面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通知香港，香港警察连夜搜查了准备起义的秘密据点——和记客栈。
得知起义消息泄露后，领导者立即命令停在澳门的两艘舢板装满枪械，上面盖上煤炭，迅速运往广州。但是，舢板行驶到香山县境内百口村时，驾驶舢板的船夫与村民联络后，两条舢板竟然被村民劫持。领导者决定再从沙面另一家洋行购置两百条快枪，用小船速运广州。但消息再次泄露，小船驶至半途被清军拦截。清军随后在广州城内进行大搜捕，所有的起义机关均被破坏。
3位起义领导者全部逃脱。
被清廷处决的有姓名可查的起义参与者在10名以上。
在那个要革命必赴死的年代，青年能够选择的似乎只有一死，如果他们希望有尊严地活着的话。无论他们梦想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应该被叫做一个什么“国”，他们为之赴死的理由简单而明确：现在的专制政府昏庸而残暴，在这样一个帝制国度里活着，本身就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一个名叫陈天华的青年不愿意耻辱地活着，决定以死警世。
他选择的死的方式是走向大海。
那是日本一段名为大森湾的海岸，时值冬日，寒风刺骨，白浪滔天。
陈天华，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时值俄兵入据东三省，瓜分之祸日迫，朝野皆束手无计”。年底，他与黄兴一起回国筹备武装暴动，不幸起义计划暴露，他经江西、上海再度回到日本。这时，清廷已意识到日本将成为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于是不断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之革命党”。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所谓“取缔”，在这里是管束的意思。按照《朝日新闻》的说法，中国留学生乃“乌合之众”，且“放纵卑劣”，他们需要代满清政府施行管束。当时，中国在日留学生达8000人以上，学生们纷纷用罢课表示抗议。其中激烈派主张全体回国，代表人物有秋瑾等；缓和派主张忍辱负重继续读书，代表人物有胡汉民等；而陈天华留下一封绝命书，独自离开了学校。
显然，陈天华对“放纵卑劣”四个字深感耻辱，但他同时表明自己并不是为羞辱而死，他留下的长长的绝命书，惊人地显现出他决心赴死时的沉静。
陈天华之所以选择“尸谏”，是对空谈救国已感厌倦，他断言满清帝制的灭亡无须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以今日之死“使诸君有所惊动”。陈天华称自己不能大有所为，只能做到两件事：一是“作书报以警世”，二是遇到可以死的机会慨然赴之。两者他都做到了，他于短暂的生命时光中写出《警世钟》和《猛回头》，流传至百年后的中国。
陈天华出身在贫寒人家，15岁入私塾，喜民间弹词小说，因此他的《警世钟》一开篇便似话本的定场诗：“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与邹容和章太炎的文章不同，陈天华不是从反满的种族主义出发，而是从民族危机和帝国主义威胁的角度阐述中国何以必须推翻封建帝制：
“……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种田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
《警世钟》、《猛回头》一经出版，“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
陈天华，这位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的青年，平静地走进日本海阴霾笼罩下的浊浪中，时年30岁。
一个问题至今令我们忐忑不安：除了“放纵卑劣”四个字刺痛心灵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让陈天华认为“惊动诸君”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陈天华的灵柩被运回湖南后，安葬之事竟然引起轩然大波。
运到长沙的是两具棺材，另一具棺材里躺的是湖南人姚洪业。当时，面对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部分情绪激烈的留日学生愤然回国，准备在上海开办中国公学。但是，办学面临经费紧张的状况，为唤起社会关注，担任学校总会计的姚洪业投黄浦江自尽。
两具灵柩回到原籍，舆论呼吁葬于岳麓山，以供后人瞻仰，却遭湖南巡抚庞鸿书的拒绝。庞鸿书明令禁止公葬。1906年5月29日，长沙各校万余名学生白衣素帽，浩浩荡荡地护送灵柩前往岳麓山，以致全城震动，观者拥堵。学生们高举的挽联上写着：“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建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
挽联的作者名叫禹之谟，湖南商会会董和湖南教育会长。
陈天华、姚洪业的公葬令湖南官绅大为惊异，认为“民气伸张至此，殊于政府及官绅不利，非严加制裁不足以杜绝祸根”。
巡抚庞鸿书决定杀一儆百。
有人劝禹之谟躲避，他说：“余之身躯壳，久已看空，何惧为！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
6月21日，禹之谟被捕。
禹之谟被捕的消息传开，湖南各界纷纷申辩营救，迫使庞鸿书不敢公开审讯。为了防止酿成事变，庞鸿书将其秘密转移常德，后又转至更加偏僻的靖州，交给了以残暴著称的靖州知州金蓉镜。
禹之谟被判处终生监禁。
金蓉镜依旧要实施刑讯。
这个清廷命官的狠毒残忍令人惊悚——大清帝国官场上官吏取仕只有两条路：一是科举考试，二是用钱买官。如果是科举出身，何以满腹锦绣文章而心狠手毒到如此地步？如果是买来的官，大概是既然破费了，不狠狠弄死几个草民于权威不合算？
金知州对禹之谟说，你现在牛马一般落在我手里，你要知道牛马的肉是任人割食的。
禹之谟从狱中传出的记述惨不忍睹：“金牧即呼拿梆子来。褫去余衣，跪于铁链之上，两手左右伸开，于膝后弯处横压一棍，两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横于脚尺处，板上三叠，计一弯高，使重压力尽在膝盖，胸前横一棍，使不得动移。金牧即呼打荆条，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见。金牧即问你是孙文党乎？余曰：”孙文之党可也，余即孙文亦可也，请速杀，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杀，就是这样打死。“……自三更至四鼓，赤身跪压，加以鞭背，几遗矢溺，数兵扶之下架，脑虽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谁属……昨二十夜二鼓后，金牧提讯，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即呼上梆子，裸其体，照昨书所害情形，而加用大椒末熏口鼻，金牧亲持扇香一大把烧吾背约二时之久，无所供。抬至戏厅，吊吾右大指及大脚指，悬高八尺，数刻绳断，大指已经破烂，寻亦断。又换系左大指悬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遍体无完肤……”
四个月后，禹之谟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时年41岁。
“观者多为流涕。”
中国人流的泪是实在是太多了。
尽管在酷刑下呼号不止，禹之谟依然对即将对他实施绞刑而不是砍头提出了严正抗议：“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
一旦国之众生有了“满腔心事”，一旦他们甘愿为“满腔心事”流血捐躯，那么毒刑的实施者——上至大清帝国的皇太后，下至穷乡僻壤的金知州——必将陷于天意人心所向之绝境。
摘自《1911》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9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