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上银锭桥，反清志士埋炸药
什刹海上的银锭桥，在京城名气不小，号称“三绝”。一绝观西山，二绝赏荷花，三绝品烤肉。若再加一绝，便是埋炸药。
1910年的春天，汪精卫来到银锭桥，肯定不是为踏春而来，也不是为与女友约会，而是另有玄机。
与前面说的反清志士吴樾搞暗杀时的年龄相仿，此时要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也是27岁。其革命激愤之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一时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诵。
汪精卫生平中最重要、最为人称道者，便是他在20世纪初期，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的上层骨干，抱定必死之心去谋刺摄政王载沣的壮举。
行前，他在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表明心迹：“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人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厘清银锭桥的炸弹事件，须从“守真照相馆”说起。
当年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义士搭档，专为掩人耳目、安全藏匿炸弹而开设的“守真照相馆”在哪儿？
出版物多，说法就多，总不会都有道理吧？
一版本说“守真照相馆”在骡马市大街，另一版本说在宣武门外大街，再一版本说在江西会馆，又一版本说在琉璃厂马神庙，还一版本说在火神庙西夹道。综合分析，也许“火神庙一说”最为靠谱。这里年节举办庙会，平日也游人接踵、热闹非凡。在谋刺者眼中，最显眼也许最隐秘，最危险可能最安全。
说实在的，百年往事不算太过遥远，可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
徘徊在琉璃厂东西大街上，左问右问，仿佛遗失了什么东西。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文化？是精神？抑或只是一种情感？
行走之所以是必须的，因为它会让思想成型。
坐在墙角下的、皱纹似渔网的老奶奶，指着修葺一新的火神庙对我唠叨：“原先的火神庙可不在这儿，在西边。你找‘守真照相馆’，那就更没影儿了啊！”
曾经慈禧太后指婚的宠臣——摄政王载沣，还真的喜欢照相，若能把他请到照相馆来，那事情就好办了。
在京城行刺也不容易。
原本汪精卫等想要刺杀的，是庸碌无为且贪贿无厌的庆亲王、军机大臣载劻。但载劻狡诈，深居简出，禁卫森严。后将载洵、载涛两个贝勒锁定为目标，计划在他们出访欧美归来时出手。不巧，当日火车站头戴官帽的人太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拎着装有炸弹的皮箱转圈儿，寻不到要寻的“仇家”，又不能伤众，只好作罢。
最后选择的谋刺对象载沣，可谓当时清廷的头号人物，行动风险与难度也随之加大。
计划很好。
事先将“铁西瓜”埋在银锭桥下，由汪精卫一人设埋伏，等载沣的车马仪仗经过时引爆。前夜埋雷的活儿，交给制弹专家喻培伦和黄复生；留一夜清静，给赴死的汪精卫和死追汪精卫的同盟会女会员陈璧君。
谁知当夜（3月31日），银锭桥边一住户妻子与人私奔，恼怒的丈夫出来追寻，忽然发现桥下人影（喻培伦）晃动，怀抱一物（铁西瓜），误以为是抱着他的老婆，于是跑去报官。刚刚埋好的炸弹就这样被赶来的巡警发现。
侥幸逃脱的喻培伦、黄复生，告诉汪精卫事情败露，劝其马上离京躲避。汪精卫则说，京城之大，冤仇之多，谁知炸弹是何人埋下？不必多虑，等等看看！
果然，第二天报纸新闻报道：歹徒于银锭桥下埋雷，系针对常由此经过的摄政王，盖因清廷内部势力倾轧、篡权阴谋所致。不久，又有新闻爆料，埋雷者已被抓获。
清廷立宪没有诚意，督促警察办案却颇有效率。先用缓兵之计，发布虚假新闻，麻痹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再从“铁西瓜”上一颗螺丝钉开始排查，查出其由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制作，是“守真照相馆”老板订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喻培伦已先期去东京购买炸药，陈璧君则回南洋老家筹款。
清廷早已悬赏10万两白银换取汪精卫人头，此番加上谋刺摄政王的重罪，想必会被判处死刑。但不会被凌迟、枭首、戮尸，此三项重刑五年前已被废除。然而，在举国关注的这一惊天大案中，汪精卫与黄复生竟然被从轻发落，免除死刑，只被判处无期徒刑。
毕竟，历史已临近1911年辛亥革命的节点。汪精卫与黄复生得到了现代文明国家才有的司法程序的礼遇——开庭审理，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清朝法庭变成了汪精卫的讲演台：“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平生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同盟会多次武装起义）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汪精卫与黄复生，彼此的志向相同，措辞亦相同，都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为刺杀主谋，都想以此来为对方开脱，减轻刑罚。
汪、黄两位惺惺相惜，都看在法庭主审官肃亲王善耆（1866-1922）的眼里。他尤其欣赏汪精卫的文章，不住地嗟叹：“其才出色，其志可悲。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
从大清帝国二百多年的严酷统治来看，谋刺摄政王肯定是死罪无疑，当汪精卫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深感意外。
孙中山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仰天叹息曰：
“失精卫，断吾臂！”
清末之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如史坚如刺杀广东巡抚德寿，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等等。惟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这次炸弹未响的刺杀，反倒威力最大，影响最大，效率最大，犹如向清王朝发动最后总攻击的一颗无声的信号弹！
清朝历史上没有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的先例，但是清廷却有唯一的一次例外：1911年11月6日，大势已去的朝廷，被迫宣布释放汪精卫与黄复生。
彭俐 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