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7]
(2001年6月5日)
我今天非常激动，在美国白宫南草坪讲话也没这么激动，对外国人我一点不害怕，但是面对同学们我很紧张，也许是因为“后生可畏”吧！
校长、校党委书记要求我跟同学们讲几句话。我希望我的讲话对同学们有些好处，毕竟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不是真的有好处，请你们评论。我讲得对的，你们觉得有道理的，可以研究、可以讨论；觉得我讲得不对的，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的时候，刘达〔1〕[8]同志让我来当这个院长。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我也不知深浅，实际上我没有学过经济管理，但对经济管理很感兴趣，就答应来当了。我越当就越感到自己不足、不够格，同时，自己工作也很忙，对于经济管理学院确实没有做很多事情，感到很惭愧。我几次提出来，说我不能当了，但是他们老是说服我：“还是很起作用的”。最近，我又向王大中〔2〕[9]同志、贺美英〔3〕[10]同志谈这件事，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当院长了。他们考虑后终于同意我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们要求我担任荣誉院长，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当。好多外国的大学要送我一个博士头衔，或者让我去领什么奖，我从来都拒绝。我要得到博士学位，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念出来，没有念出来也不要他们送来。所以，这个荣誉院长我不能当。后来他们说，你是不是可以当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呀？这个我倒可以答应。因为荣誉主席的自由度很大，一点不会影响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和操作。
说句老实话，同学们，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我是“荣誉的”，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的心始终留在清华大学，留在经管学院。我今天来辞去这个院长，请同学们见证，我没有离开清华，我的心还在清华。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的每一点成就，我都会引以自豪；你们存在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关心；你们如果有一点缺点，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因为我是清华人。
我在十年前清华校庆时写了四句话：“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清华给我太多了，我为清华做得太少了。我衷心地希望清华越办越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愧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学生，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立定志向，要把清华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把经管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来服务于祖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
下面讲讲我对同学们的希望。
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想应该讲些什么内容。我在九年前为祝贺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60周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学与为人》[11]，是当时同学们让我写的。这篇文章写的是章名涛先生。我在清华念书时，他是电机系主任，他在1950年的一次集会上，讲为学与为人这个问题。我就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章名涛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他说，为学与为人，为人比为学重要。为学再好，为人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始终记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清华并不是一个只注意为学的地方，它确实是在教育我们怎么做人。
我回忆自己在清华的成长，清华教我育我并不只是为学，还在于教育我怎么做人。清华有非常好的传统，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革命的传统。我记得从湖南来清华的时候，碰到许多很新的东西。当时，我最崇拜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我虽然学的是电机，但是我最喜欢听朱自清先生的讲话。我现在还很生动地记得他在同方部一个集会上的讲话，他会写文章，不善于言辞，但他讲话很诚恳、很感动人，我敬佩他的为人。我也敬佩吴晗先生、张奚若先生。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至。当时，我就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北京解放以后，我在清华当班会主席、当学生会主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的，看了很多书，打下了基本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清华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专门为学的地方，也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地方。
为学，我坦率地说，我学得并不是很好，当然社会工作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本性也不是很喜欢工学。我英文比较好，我喜欢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曾经一度想改外文系，没改成。当时，我净看文学方面的书。到图书馆去，本来应该看电机工程的书，但我老想去看曹禺的剧本。我是到清华之后看到他的剧本，才知道曹禺本名万家宝，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给人们一种传统，使你总是要向上。对学习很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他们。有一次，我跟张凤祥同学(他后来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第一名，为什么到清华来以后就觉得我学习起来比那些学得好的同学要困难？他的一句话，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到清华来的我们班上这些人，在中学的时候有哪个不是第一名啊。可见清华竞争是很激烈的，确实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像我们电机系这一个班就出了三个院士。我不是学得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布什总统的那种幽默。小布什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吗？他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他说：“我对那些学习好的同学表示祝贺，学习不好的同学也不要着急，学习不好也可以当总统。切尼副总统也是耶鲁毕业的，但他只念了一半，因此他只能当副总统。”我今天绝不是跑到这里来说我学习并不好，但我也能当总理，我没有这个幽默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
大家都想一想清华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德先生、赛先生、革命的传统等，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一个解释，也就是我的体会：追求完美。在清华这个环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这是历史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
我今天讲的也是一些感悟，讲得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华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学，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根本的就是靠科学和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你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要出多少个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对于清华经管学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跟世界上最好的经管学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商学院，都能够跟它们比。要比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请，哪怕只是讲学也要请来。过去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大楼才叫大学，是因为有大师，有国学大师、有科学大师、有管理大师，这才叫大学，才叫一流大学。我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语教学。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我没有到外国去学习过，但是我很得益于当时清华的教学课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书，其他全是英文书。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热力学的庄前鼎先生是无锡人，他说：“我讲无锡话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因此我讲英文了，对不起。”所以，英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师资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的话可以去学，给你一年两年的培训期，到外国去实习一下，不是太难的。所以我开的这两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因为有外国人参加，我们就坚持一律用英语。搞经济管理不能用英语跟外国人讲话，就很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里。是不是大学其他系都要这样？那不一定，因为好多学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说英语，但学经济管理的要做到这一点。
在我告别清华经管学院时——还没有完全告别，还留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谨对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座的后生都能够超过我。
[1]* 1994年6月3日，建设部部长侯捷向朱镕基同志报送《关于请求解决城市拆迁安置住房建设专项贷款资金的紧急报告》，反映各地旧城改造规模大幅度增长，拆迁过渡周转用房严重不足，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安排5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沈阳、哈尔滨、上海等10个问题比较突出城市的拆迁安置住房建设。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2]〔1〕 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3]* 199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政府分管信访工作的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管信访工作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党政军机关部分单位分管信访工作的办公厅(室)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4]*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反映，交通部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交通项目进行了检查，总体上说工程质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禄劝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5]* 这是朱镕基同志看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人员时，听取信访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6]〔1〕 王刚，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7]* 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应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8]〔1〕 刘达，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9]〔2〕 王大中，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10]〔3〕 贺美英，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1] 《为学与为人》，见本书第一卷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