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了九一八”系列专访之袁鹿平：一位教师生活的跌宕起伏
讲述人：袁鹿平，191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后迁居吉林，九一八事变时在吉林省第一工科学校教书。现居沈阳。
采访时间：2011年9月1日
采访地点：沈阳袁鹿平寓所
两次举手敲门，无人应答。正犹豫着是否再敲，这时，房间里传来脚步声。门开了，一位老人出现在门口，满头银发首先映入记者眼帘。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引荐下，记者走了进去。
客厅采光不好，且狭窄。转入卧室，暗色的地毯已经破旧，一张双人床铺着蓝色的床单，一个衣柜立在窗子旁边，一台电视机放在矮柜上，两张大沙发面对面放着，旁边还有一台踩踏车。这里就是刚过完百岁生日的袁鹿平老人独居的寓所。
老人客气地请记者坐下，有些歉意地说，自己年龄大了，听力不好，又有些脑萎缩，虽然正在服药，但有些往事可能已经记不清楚了，请记者见谅。
记者再次端详眼前的老人，这位80年前正在吉林省第一工科学校教书的教师仍然保持着教育工作者的严谨，让人依稀看到了当年走在校园林荫路上的那些年轻人。
教书匠的平静生活被打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年幼的袁鹿平随父母来到吉林。机灵的袁鹿平对机械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加上勤奋好学，不到20岁，袁鹿平就已经成为吉林省第一工科学校机械制造专业的教师。
教书匠的薪水虽然微薄，但足以维持生活。在破旧迎新的时代，知识分子袁鹿平也甘于清贫，与妻子在学校里过着单纯、快乐的日子。
然而，让年轻的袁鹿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简单的快乐不久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一开始，最让袁鹿平不明白的是，学校里为什么突然多了几个日本人？他们古怪的行为在学校里引起了师生的猜疑与担心。
终于，猜疑被证实了，九一八事变通过报纸传到了吉林，传到了学校。不过，包括袁鹿平在内的多数师生仍然不能真正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日本人的“思想犯”
紧接着，学校开设了日语课，2个日本男人担任老师，但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监视学校师生的特务。
袁鹿平经常会在学校里看到那几个日本人，但并没有过正面接触，更谈不上冲突。也许是因为身处文教界，日本人的丑陋面目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过了没几天， 袁鹿平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总感觉当地的警察局特别“注意”学校的一举一动，可以说得上是“监视”。警察局动不动就“请”学生去局里“谈话”，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想要让学生从思想上服从日本人。
思想一旦受控制，那不就成了“思想犯”了吗？师生们怎会答应！于是有一天，校长突然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警察带走，再也没回来。
袁鹿平终于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学校被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东北也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
日本人带来的痛苦不仅仅是民不聊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思想上的束缚才是最痛苦的，恐惧、压抑、彷徨、痛苦，袁鹿平就这样度过了接下来这漫长的亡国奴生活。
胜利快点到来吧
袁鹿平还记得自己当年最痛恨跋扈的日本军人，他们把大道都封住了，中国百姓要绕行，那种耀武扬威的行径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知识分子袁鹿平不谙政治，但这已无关政治，而是关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死荣辱。当时只有20岁的袁鹿平虽然并没有跟别人谈论过，但他从一开始就坚信中国人是正义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打败日本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袁鹿平说，这是自己作为中国人所拥有的一种直觉，直觉不需要任何理由。
果然，14年后，抗战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袁鹿平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广播得知了这个消息。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了胜利的消息。整个学校沸腾了，整个城市也沸腾了。
得知胜利的那天晚上，平时滴酒不沾的袁鹿平与同事们聚餐庆祝，大家彻底释放了这些年来当亡国奴的痛苦与压抑，都喝到酩酊大醉。连夜色都醉在了酒香中，久久不愿散去。
看得出来，袁鹿平老人有些累了。
历史有时太过残酷，往事也会不堪回首，但这些毕竟已经过去。老人后来迁居沈阳，仍然在学校教书。现在老人独居一室，不愿跟儿女同住，只想自己照顾自己，看看电视，读读报纸，过着平静的生活。
袁鹿平老人说，现在的自己心静如水，过去有喜也有忧，有些事情还是情愿不记得吧。
只是，斑驳的是岁月，清晰的是历史。(张宝印 王天德 王楠楠 马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