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礼前夕，作为获奖者之一的毕飞宇接受采访
写作与现实总应铆在一起
实习记者 韩亚栋
毕飞宇像个天生的演说家，从他口中娓娓道出的句子，就像他笔下的故事一样令人惊讶，言谈之中尽显思想者的关怀和小说家的幽默。比如他会拿自己的长相调侃说：“虽然留着光头，但我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信任的人。”
凭借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毕飞宇的面孔一度频繁见诸报端。昨天，当他出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茅奖的话题与编辑进行恳谈时，言谈之中似乎已没有太多喜悦的情绪。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自己。
满意久了，就被攥住了
本届茅奖评选结果出炉那天，毕飞宇在媒体面前玩儿了回“失踪”。谈到这个话题，他澄清说自己并非有意躲避，而是因为从来不用手机。“用座机永远能找到我，有时候我只是没把座机放进口袋里而已。”
问：这次获奖后的感受如何？
答：能获奖自然还是很满意的，但我得以最短的时间来处理它，如果满意久了，就被攥住了。得奖后得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再写一部好作品。话说回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得茅奖，因为以前茅奖的获奖作品，在我看来都是一些重大题材或历史类的作品。但我却一直认为，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价值、观察和感受总是和现实生活铆得很死。我觉得这次“茅奖”评审的价值取向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否则我永远都得不了这个奖。
问：你对自己的这部获奖作品满意吗？
答：但凡落在我笔下的，不管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我的亲人，这是小说家的职业道德。其实每写完一部作品，我都会觉得自己原本可以写得更好，但这是不可能的。作品从自己的手里出来，我感觉内心的能量进入到书中了，因而它是有效的。如果你生活在我家里，看到我如何工作，你就会发现，我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满意的。
我们都活在自己的局限里
《推拿》中的主角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小说出版后被制作成有声读物，在盲人读者中流传。对于普通人来说，毕飞宇让他们看到了盲人群体真实的情感世界；而毕飞宇自己则坦言，一些盲人读者对他的作品表示遗憾。
问：当初写盲人群体的初衷是什么？
答：这其实是我的秘密。我注意到了一些很糟的现象，比如很多人在公众场合说段子时，对盲人极不礼貌，但据我观察，盲人其实比正常人更追求体面，更希望有尊严，这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希望通过写一群有尊严的人，来抗拒那些鄙俗的现象。
问：你是如何走进他们的世界的？
答：我曾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做过五年的教师，推拿中心的很多盲人都是我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亲昵的关系，他们会摸我的脸，把我的手攥得很紧，找男女朋友让我看，夫妻吵架也会请我来调解。当然，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我也会遇到麻烦。这时，我会用手托着腮帮，静静地盯着他们，在内心与他们交流，感受他们内心的走向和温度。
问：为什么有些盲人读者会觉得遗憾？
答：他们觉得，还有些最隐秘的部分我没有写出来。在小说中，我写了他们的积极、坚强、自尊等比较阳光的一面，但也没回避另外一面，比如他们的多疑、封闭和虚荣，他们的嫉妒心也远甚于常人。每次写时，我都觉得写得很全很深了，写完后才发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其实是非常肤浅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活在自己的局限里。
所有的写作计划都是笑话
写小说之前，毕飞宇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法制记者，后来辞职不干了。令人惊讶的是，谈到自己当初的离职原因时，他给出的答案之一居然是：“我的文字关老过不了。”
问：当初为什么不干记者而去写小说？
答：主要是因为太辛苦。其实每个人对辛苦的承受是不一样的，我坐下来写一天东西没问题，但不停地奔波，被动地见生人，承受各种压力和困难，这个很是受不了。另外，我是个天生爱虚构的人，特爱胡乱想事情，最烦见谁写谁。我习惯于写小说，那是铺陈式的；但我干不了概括的活儿，听了一上午，只写四五句话，这个太费劲。
问：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答：我在写一部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我还不好向外界透露什么。虽然一直有特别想写的题材，一直有计划，渴望一步步去实现，但我没有一部作品是按计划写出的，所有的计划对自己都是笑话。我一直在写节外生枝的东西，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三次了。不过我也觉得，自然而然的内心其实是最为重要的。
问：你关心作品的销量吗？
答：我没资格谈销量，我作品的销量从来就没好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许多东西让他纠结，但这个东西最不值得我去纠结。我是个很骄傲的人，不会去在乎你是否关心我的作品。我不是一个销量好的作家，但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