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梓
沙头角沙栏吓村吴氏家族特有的沙头角鱼灯舞,被改编成了各种版本的鱼灯舞,本为清一色的男子舞蹈却变成了女子舞蹈或者由男女共舞,传统的马步也不见踪影。祖先传下来的民俗被篡改了,这让吴氏村民不解甚至不满。
民俗来自于民众,传承于民众,是深藏在民众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一种力量。它深植于某个特定群体,在时间上,一代代传承下去;在空间上,会由一个地域传播到另一个地域。
毋庸置疑,民俗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演变,甚至消亡。因为民俗需要一定地域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自觉参与。如果民众的参与意识与自发性减弱了,或者可参与的人少了,那么它将可能走向消亡。
对于濒临消失的民俗类非遗,是任其固步自封、随自身发展规律经受历史的考验,还是对它进行加工创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民俗研究学者对此莫衷一是。
一方面,专家认为非遗传承应该保持原真性,过于“现代化”的变相嫁接、创新、改造将使原生态的非遗变得程式化、庸俗化,失去了本真性。很多地方的民俗歌舞申请非遗时,唯恐它太“土”或者不够“美”,于是添枝加叶、随意改造,经过乡、县、省层层改造,到了北京就面目全非了,研究民族歌舞近30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巫允明对此十分痛心。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也表示,很多地方有贴窗花的习俗,虽然有的很朴拙,但是通过剪窗花、贴窗花,人们渐渐进入春节祈福的仪式中,这才是窗花的精神旨归,朴拙也是一种美,如果都按某些外行的意愿改得同样精致,谈何“文化多样性”?
但另一方面,在不断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在生产关系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中国,专家又不得不认识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发起人冯骥才所说的现状——“眼下的中国,几乎每一分钟就有一种民族文化在灭亡”。非遗无法抗拒社会时代变迁给它带来的影响,如果不抢救,如果不加入时代性、符合现代审美的元素,或许等待它的只有消亡。当人们在呼吁“丰富与发展也是一种保护”的时候,当古老民俗处于后继乏人的状态,或许加入新的元素是它的一条“生路”。
事实上,在政府的介入下,如今很多非遗项目被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造”。被改造后的非遗或许让有些人嗤之以鼻,但也可能会让某些群体喜闻乐见。
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灵巧可爱的少儿版鱼灯舞的时候,当我们在广场上看到颇具现代审美的女子版鱼灯舞的时候,或许,也正是我们理性思考并理清非遗传承与发展、保护与利用、民俗性与时代性、单一性与多元性、广场艺术表演与民间传习等多种关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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