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昌首义公园成了游客踏青旅游的亮点，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鄂军都督府（红楼）也受到游客热捧。
长江左岸，黄鹤楼下，一座两层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树之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红楼”。清末，这里是湖北谘议局；民国，这里是鄂军都督府；如今，这里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跨越百年的风云际会与奇崛高亢，在这座宁静的小楼里不动声色地演绎。
在一个阳光柔和的秋日，远道而来的人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小楼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它们串起的是一段气势如虹的壮丽史诗——武昌首义，而最扣人心弦的篇章，当属1911年10月10日之夜。
意外的爆炸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
1911年10月，武昌形势紧张，人人惊恐。湖广总督瑞澂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于阳历10月5日庆祝，防止军队在预期的起义日离营。中秋节太平无事过去了，这个城市稍稍缓了一口气。
然而，10月9日中午，一颗炸弹在汉口俄国租界爆炸了。共进会事实上的领袖孙武，在一个秘密革命机关部混合炸弹药粉，火药突然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炸伤了。朋友遂将其送入一间日本医院，并未被人察觉。
循声而来的俄国租界巡捕进入机关部，发现了革命旗帜、宣言，还找到了一份革命党人的花名册。
出了爆炸事件，满清当局更不敢懈怠了。俄国人把从汉口机关部搜获的罪证文件移交，中国警察立即开始捕人行动。这样，事情开始了最后的关键性转折。
无辫即杀头谣言逼得新兵急造反
对于湖北革命党人来说，10月10日是从一个不祥的征兆开始的——刘尧澂和其他两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一大清早就被枪决了。
当市民都揣测满清官吏搜捕的性质时，谣言就在市场和兵营里散布步开来。大多数人深信，当局已经掌握了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并将慢慢逮捕册上有名的人。有人相信，官吏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假名册。更加普遍的谣言是：凡是没有留长辫子的，不论何人，都得依法逮捕和杀头。那天早晨刘尧澂等被杀的3人，全都没有长辫，这件事实使这个故事更加可信了。
大风中飞播的谣言，让革命基层组织的领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当晚再次执行前天已经流产的起义计划。除非迅速行动，否则搜捕最终将会落到自己头上。这样，革命事业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将告终结了。
在谣言纷传的时候，新军中的任何一个汉族士兵，特别是在年初剪辫风潮时期去掉了发辫的人，都容易相信，豁出去投身革命比单纯坐以待毙，危险性更小一些。
事实是，革命在武昌已经成熟。瑞澂下令采取的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是十分明智的，但是它们阻挡不了滚滚洪流。
他们搜捕革命机关部，关闭城门，撤销部队请假制度，以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这些措施都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尽量避免在士兵中间进行带有刺激性的逮捕。但是这些枝节性的治标措施，也足以制造一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造成一种想法——大家都认为满洲人正在胡乱逮捕、屠杀汉人。
对于不了解武昌革命政党规模的士兵和文职人员来说，32人的被捕和3个人的正法，造成了一种大规模且带报复性的恐怖，不管你有罪无罪，都同样受到威胁。10月10日武昌的心情，是恐惧和同情（对于在满清镇压下牺牲的年轻人的同情）的混合物。
惨烈的战斗双方都付出重大伤亡
黄昏时刻，革命的第一枪在工程第八营打响了。一个军官发现有两个人携带武器，他走上前去威胁质问，竟被打死了。立刻，全营事实上进入了公开暴动，企图顽抗的军官都被击毙。少数目兵领着士兵们穿过大街，奔赴军械库所在地——楚望台。在那里，他们和其他革命党人联合起来。
革命党人的第一个目标是军械库，这个目标没有经过战斗就拿下来了。但是，当革命党人准备突袭城西边的总督衙门时，他们发现自己由于缺乏指挥而大受妨碍。由于军队内部革命基层组织具有独立性，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齐集在军械库的不同标、营的全面指挥责任。特别是，文学社革命党人不愿听从共进会领袖的指挥。
好在这个领导危机暂时解决了，有人发现藏在灌木丛中的、原本属于日知会的工程营队官吴兆麟，并说服他担任攻击总督衙门的指挥。
随后而至的战斗，对革命党人而言不是一击取胜之战，清军也非毫无还手之力。双方都为这场战斗付出了重大伤亡——在攻取有机关枪掩体扼要守卫的总督衙门的战斗中，数百革命党人牺牲了；而清政府一方，以旗兵为主的步兵第三十标，也几乎无人幸存。
此时，瑞澂除了警卫衙门的部队以外，其他忠诚的军队都在城外。革命党人在蛇山安排的大炮，向总督衙门发射，瑞澂很快发现，除了从武昌撤退，再过江到汉口收集残部以外，别无它计。11日早晨，他由手下最高军官张彪陪同过江，至此，武昌落入革命党人手中。
■追忆
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之子熊辉：
父亲从未
用名声捞好处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熊秉坤对空连发三枪，正式发出了推翻腐朽清廷的发难信号，拉开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序幕。熊秉坤也因此被称为“熊一枪”。
100年后的一个夏日，工程营旧址前，熊秉坤之子、85岁高龄的熊辉对记者侃侃而谈，畅叙父亲百年前参加武昌起义的经历和光荣的辛亥精神。
对于父亲的历史功业，熊辉表示，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并非是父亲的个人功劳，而是因为主客观的形势，是“时势造英雄”。
熊辉说，当时革命党人早已在湖北新军发展成员，又拥有军械库，加之他父亲率领敢死队奇袭，终能取得首义成功。他说：“我父亲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担当了历史性的关键角色。但是，我父亲只是武昌首义枪声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不仅属于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更是当时所有发动、支持辛亥革命人士共同奋斗的结果。”
熊辉回忆说，通过“旁听”父亲口述，熊辉逐渐了解了父亲经历的辛亥革命历史，认识到武昌起义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
在熊辉眼里，父亲性格耿直，为人坦率，“是个铁汉子、硬骨头”。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家里，熊秉坤都很少主动提起武昌首义第一枪的事情，更不以“熊一枪”的名声获取好处。
“父亲对自己一生最大的影响就是辛亥革命精神。”在熊辉看来，辛亥革命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爱我中华的民族精神；“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的精神；改天换地、默默耕耘、锲而不舍的愚公精神；无私无畏、忠贞奉献、毁家纾难、甘洒热血的大爱精神；胸怀大局、求同存异、风雨同舟、同心协力的团结精神。
■专家点评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
武昌首义绝非无端从天上掉下来
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今年格外忙，关于辛亥革命的采访、讲座及会议等活动一场接一场。日前，他向南方日报记者讲述了武汉与辛亥首义之间的因果联系。
南方日报：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具有偶然性，您觉得呢？
冯天瑜：武昌首义绝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虽然武昌首义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历史并非由偶然构成。看待辛亥革命不能只局限在一两年内发生的大变动，而是要通过表面的变化看到内部的深层原因和趋势。恩格斯的一句话很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革命一天等于二十年。辛亥革命虽是1911年爆发，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一年，而是要推到1861年，这样才能更好地认清历史。
南方日报：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但辛亥首义为何发生在武昌？
冯天瑜：湖北之所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首先与湖北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地区相关。其次，还与湖北民族资本的形成有着内在联系，19世纪末开始形成起来的湖北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阶层。其中，中下层资产阶级较富于革命性。再次，还与湖北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发动工作有关。湖北党人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用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为武昌首义铺平了道路，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壮剧。
南方日报：武昌首义与清廷在湖北的统治状况有怎样的关系？
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的金字招牌，是由湖北党人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革命的爆发地，往往既是革命力量的聚集点，又是旧制度链条的薄弱环节。辛亥前夕的湖北，不仅是革命党人惨淡经营的基地，也是清廷统治特别脆弱的一环：张之洞治鄂以来聚积的物质力量——近代工业、新军、新阶级和新知识阶层，在湖北党人辛勤不懈的努力下，一并转变为向清朝的薄弱环节猛然打击的铁锤，清廷整个统治链条随之解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厦终于轰然崩坍。
南方日报：至今距辛亥首义已经100年了，应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
冯天瑜：辛亥革命的意义主要有“一破一立”两个方面，“破”是指推翻了延续200多年的清朝，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专制体制；“立”是指建立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为中国的文明继续向前推进铺展了一条星光大道。
■见证百年
叶帅80高龄为起义门题字
武汉起义门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武昌起义爆发后，金兆龙奉命带兵到中和门，准备出城迎接南湖炮队。不料城门紧锁，金兆龙心急如火，双手用力一扳，竟把一尺多长、3斤重的铁锁拉开。炮队入城后，里应外合，战斗进入了最紧张、最激烈的决定性阶段。
1912年，中和门因此得名“起义门”。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拓展市区，决定拆除武昌城墙和城楼，“中和门”因在辛亥首义中的重要作用而得以保留下来。现门洞上方刻有“起义门”三字，是叶剑英元帅在80多岁高龄时所题。
工程营
1911年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澂为防革命党人暴动，下令将新军士兵限制在兵营内。殊不知大多数新兵早就受到革命熏陶，而瑞澂对自己座下的“火药桶”浑然不知。
当晚，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驻地，新兵程定国等与值星排长陶启胜冲突，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一声高喊：“弟兄们还不动手，更待何时？”程定国开枪射击，武昌起义由此拉开序幕。
目前，工程营住房旧址已无存，旧址处立有纪念碑，现二层楼营房系上世纪50年代按原貌重修，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省侨办、南方日报联合主办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雷辉 实习生 吴丹 刘竹溪
摄影：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