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由我们编剧的故事片《建国大业》在全国上映，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创造了良好的票房纪录。
今天，在中华民族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由我们编剧的故事片《辛亥革命》全国上映。
《建国大业》是有感而作的。用电影再现第一届人民政协的建立，“召开一届政协会，接生一个新中国”，突出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合法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之前电影没有从这样一个政治角度去思考。
《辛亥革命》填补了中国电影的空白。这个题目与人民政协也是息息相关的，全国政协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早就有所策划，在贾庆林主席的提议下，我们勇于承担重任，再现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废除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故事。在全球华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通过银幕形象回首那场改变中国命运、救亡图存的伟大革命，弘扬孙中山的民族精神，让电影形象成为沟通心灵的桥梁，成为振兴中华，统一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凝集力。
《辛亥革命》和《建国大业》再现了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这两个节点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的支持下推翻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结束了秦始皇以来绵延2132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49年10月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次革命既有目的的延续性，又有性质的差异性。前者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后者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者。
在《建国大业》剧本中，我们通过表现在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条件的情况下，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完成了建立新中国使命的历史，说明新中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充分的民主性和最大的合法性。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摸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在《辛亥革命》剧本中，我们通过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推翻清王朝的历史，讴歌了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同时也通过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封建官僚势力所窃夺的历史，说明中国走不成欧美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从事历史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应当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尊重历史本身的尊严，正视历史曾有的事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历史，而不应当从创作者个人的好恶、需要出发，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戏说历史，甚至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尊重历史并不是对奇闻佚事的猎奇、钩沉，也不是堆砌史料的“拉洋片”。要从事历史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应当长期积累素材，大量占有史料，沉浸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到实地踏勘考察，到知情者中进行采访，到生活中去挖掘、淘金，去捕捉、发现重大史实和具有表现力的细节。在此基础上，还要苦苦思考，寻寻觅觅，上下求索，披沙拣金，取精用弘，进行“离形得似”或“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虚构和创造。在《建国大业》和《辛亥革命》的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艰辛劳动，从中也为先贤伟人的情怀所感动，这是创作的喜悦。
一部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塑造了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建国大业》中，我们重点写了毛泽东，因为他是对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中国人民历史命运贡献最大的人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富有远见的制定者和事必躬亲的践行者。同时着重写了三位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民主党派领袖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包括在历史紧要关头毅然站到人民方面的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在《辛亥革命》中，我们突出孙中山在思想启蒙、政治统领、外交斡旋，创建民国等方面的核心作用，刻画黄兴战场指挥、身先士卒、出生入死的感人形象。
在解放战争中，拥有制空权、制海权的300万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竟然打不过100万只有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这个难解的历史之谜的最深刻的原因是人心的向背。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轨迹的武昌起义，并不是孙中山、黄兴这些政治家预先设计好的，打响了革命第一枪的是武昌新军兵营里的普通士兵们。
我们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重大的阶段性事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是我们一生中的幸事，也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机遇，我们用史诗般的笔墨为中华民族塑像，为伟大祖国写史，为英雄的人民立传。王兴东 陈宝光（作者为电影《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