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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共和“仁”心
辛亥革命之初“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从《鄂州约法》，到《临时约法》，宋教仁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本刊记者/刘炎迅
1913 年3 月20 日夜，上海火车站。
三声枪响过去，宋教仁倒在地上。周围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人大惊，围过来呼喊：“钝初(宋教仁的字)——”
两天后，宋教仁身亡。死时年仅32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宋教仁临终前，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电报刊登在1913年3月22日的《民立报》上。
宋教仁称，自己“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他自思“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
但他不明白，他或许未结怨于私敌，却结下了一个最强大的政敌，此人就是袁世凯。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宋教仁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仍然不疑袁世凯，所以还要上书总统，作最后的谏诤。
“今国基未固，民福未增，猝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起草《鄂州约法》
宋教仁遗愿中希望确定的“不拔之宪法”的蓝本，就是他所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后，肇建民国共和政体已是人心所向。但如何创立共和政体，对革命党人却是开天辟地的新课题。
对此，宋教仁却早有思考和准备。
宋教仁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民主共和思想的成熟，始于日本时期。
1904年，因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事泄未遂，宋教仁潜赴日本。在日本的6年时间里，宋教仁接受了新思想，在《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等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开始运用西方民主宪政的原理评论和说明问题，在其所作的《清太后之宪政谈》中，揭露了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担任司法部检事长的宋教仁深感有必要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以备日后国家建设之用。这段时间，他潜心研究法律，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制度类的文献，如《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他的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曾写道：“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
关于《鄂州约法》的起草经过，据贺觉非、冯天瑜合撰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所述，宋教仁于1911年10月中旬抵达武昌，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在汤化龙家“奋战几昼夜”，终于完成草案，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居正、汤化龙、胡瑛、陶德琨等人审定。
在武昌起义后的危急形势下，《鄂州约法》仍然在最大范围内广为征求意见，依多数原则议决。长期研究民初法制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安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制宪过程的民主性不独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在世界制宪史上也是极为突出的。
1911年11月9日，经“公同审订”，湖北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将其“刷印成本，遍布在外”。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到1912 年元旦前，实际上一直代行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职权。因此，《约法》一开始就不是以“地方性宪法”面目出现的。它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即明确规定：“迄至中华民国成立，既已取得和将来取得的鄂州土地及他州土地都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
安宇认为，《鄂州约法》从立法精神和结构、内容上都迥异于此前所有冠以“宪”或“宪法”的文献。总体看来，它是一部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律，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讲师张继才认为，《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具有浓厚联邦制意味的宪法文件。它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关于鄂州统治之域内，得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临时约法》：从总统制到内阁制
1912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年为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
有人为宋教仁未担任内务总长抱屈，他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有人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起草的，但是1983年，张亦工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根据《参议院议事录》等资料考证指出，《临时约法》实际上是由参议院组织人起草的，其间先后参与的有23人之多，并没有宋教仁。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宋教仁对《临时约法》的贡献。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据民国史学家范福潮考证，孙中山当时咨文参议院，请其迅速编定民国组织法，并将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送去，“以资参叙”。
但这一建议却被参议院拒绝。
参议院认为，首先，《组织法》是为组织临时政府用的，无法包括“人权”等宪法内容，因而应另订一部法律，取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次，立法如果受命于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此法应由临时参议院自行起草。所以，将原案退回了政府。
2月7日起，参议院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组织编辑委员会，着手起草《临时约法》。
参议院最初拟订的约法条文，是采取总统制。宋教仁虽然未能参与具体编撰工作，但却发挥自己的影响，不断呼吁责任内阁制。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根据南北议和的协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不日将就任民国大总统。
时局紧迫，如此一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人开始转变观点，复议宋教仁的主张。
据居正回忆，为讨论约法问题，同盟会曾专门召集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有了孙中山的支持，会上同意“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自这次会议后，参议院对《临时约法》的审议开始向宋教仁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的精神靠拢。
3月8日，参议院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共分总则、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法院、附则，共七章五十二条。“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实体。”
《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制约行政，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国务员副署。”即，国务员不同意即可驳回总统的命令，国务员对参议院而不是对总统负责。
可以看出，对国务员权力的这种规定来源于宋教仁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第36条：“政务委员于都督公布法令及其他有关政务之制令时，就于主管事务，须自署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唐绍仪被任命为民国第一届内阁总理，负责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