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总在历史的深处
——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创作谈
沈 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
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将它还原到100年前，再现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完成文献纪录片创作的主旨。
在历史长河中，在浩瀚如烟的史料中，我们做得最多的功课就是寻觅、寻找有历史价值、有文献价值的相关史料。然而，如何才能让历史的真相走到前台？武昌首义的枪声到底是怎么响起的？又为什么会爆发在辛亥年？我们开始了艰难的寻觅——真相总在历史的深处。我们决定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对历史背景的探寻。武昌起义爆发前，历经200多年的大清帝国已步入风烛残年，风雨飘摇。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清王朝的败象就已经显露出来。很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两次鸦片战争是辛亥革命的起源，那时的中国，人民悲惨地生活，任人宰割、任人凌辱，是中华民族最为苦难深重的哀痛史，这是导致辛亥革命发生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当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反思、探索，难道我们的国家就这样下去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渐渐地意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必须颠覆晚清这个帝国、这个政体；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于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大背景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结论是：辛亥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对辛亥革命相关纪念地遗址、遗迹的寻找。辛亥革命涉及的遗迹、遗址非常多，为了寻找线索，我们的足迹遍布湖北、湖南、广东、天津、上海等20多个省市和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
在武汉喧嚣的城市背景中，有一处绿树掩映的红色建筑。它是百年前武昌首义时湖北军政府的旧址，武汉人自豪地称之为“红楼”。透过纪念馆里斑驳的枪支、模糊的照片和发黄的信笺，我们依稀能感受得到那一丝丝鲜活的生命气息，而100年前的起义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广东既是孙中山的出生地，也是他革命的起点，10次起义中的黄花岗起义就发生在那里，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绝大部分都在广东。徜徉在这些遗迹中，增加了灵感，这让我们五赴广东。
三、对辛亥革命海内外志士后裔的寻访。在百年辛亥的历史底片上，那些曾经鲜活生动的面孔，到底演绎过怎样的人生悲喜呢？真相，会在人记忆的最深处。
在片子前期设计中我们就思考，100年了，应该让人们了解或者说走近那些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找到他们的后人，让他们走入我们的镜头，和我们一起走近那些可歌可泣值得我们纪念的英烈。我们精心挑选了一些辛亥历史人物，如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安庆起义的烈士徐锡麟，黄花岗的烈士林觉民、方声洞，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等等，请他们的后代来讲述先辈的故事。
但是这些后代在哪里？我们无从入手。民革中央为纪念百年辛亥正在联络各地的辛亥革命先辈的后代，这为我们的拍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千方百计地联络上了孙中山生活在美国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黄兴的孙子黄伟民、孙女黄建舲，他们的讲述使辛亥革命志士的历史形象丰满起来。
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临终前写下的《与妻书》，名垂千古。我们仅有的线索就是林觉民牺牲后，他的儿子出生了，但他的后代在哪里？我先联系了林觉民在福建故居的管理部门，得知他的孙女在福建。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心里很高兴，打了无数次电话终于找到了她。对于她的祖父，她对我们说：“他们当时那种情况下，肯定就是没有活路出来了，但是祖父就是义无反顾。父亲告诉我们，你们是林觉民的后代，你们应该记住这点。”
徐锡麟的孙子徐乃达出生在台湾，前些年开始追随祖父的生命足迹。他对祖父当年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是这样评价的：“祖父说他刺杀恩铭，并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而是要推翻清政府，因为清政府在中国实在太腐败了。”
这些话堪称历史的回声，是后人对先人的记忆和告慰。
四、相关历史影视资料的挖掘。为了创作这部片子，我们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我们从新影厂的资料室挖掘出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如100年前清末的市井生活等等，像搜集的资料《古老的中国》《中国之行》《旧中国资料》等。
孙中山革命事业一生的支持者、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拍摄的《辛亥革命鳞爪录》，记录了黄兴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化装成国际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到达武汉，指挥阳夏战争30天。在阳夏战争中，冯国璋火烧汉口，以及汉口成为废墟的历史画面，黄兴为儿子黄一鸥写了仅有8个字的家书“一欧爱儿，努力杀贼”等等，具有极强的历史感和叙事功能。
倾注两年心血的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是我们对辛亥志士的庄严纪念，是对一段伟大历史的深情回望。重现、再现、还原历史，是我们制作这部文献纪录片的初衷。经过艰辛劳作，片子终于完成了。辛亥百年之际，让它接受历史的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