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武昌城》的出版是为纪念辛亥百年，我一再说这只是偶然，它其实与辛亥革命无关。”在湖北省博物馆旁一家咖啡馆内，女作家方方大快朵颐后，快人快语说道。
方方，本名汪芳。上世纪50年代生于南京，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武昌城》是她发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以叶挺的独立团为首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路与吴佩孚的北洋军较量、胜利挺进到武昌城下却严重受阻的情景。该小说结构，由上下两大独立篇章构成，上篇专写北伐军的攻城，下篇专写北洋军的死守。
2006年，方方先写“守城”，四年后才动笔“攻城”。
中国青年报：《武昌城》的创作初衷，与你之前写过的《汉口租界》、《汉口沧桑往事》、《到庐山看老别墅》是否相联？
方方：我从写《到庐山看老别墅》开始走近近代史，阅读了大量中国政协和湖北政协上世纪50年代编撰的文史资料。非常有意思，我发现尽管我在武汉生活多年，对这座城市发生的很多事情却根本不知道。之后，我写《汉口沧桑往事》、《汉口租界》时，也有同样发现。这触动了我。但那时，我还没想到要写《武昌城》。只是在翻资料时，会把印象很深、以后可能会用到的资料归类，放在旁边。
还有段时间，我和历史学家冯天瑜经常一起开会。他是老武昌人，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武昌的故事。后来写作时，我不一定引用他说的故事，但会根据他的讲述，营造出一种氛围。还有他人本的思想，也影响了我。
最早，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北伐战役中武昌战役里“守城”的资料。我在书中写过，八月十五，城内有人结婚，吃的是荞麦。这些活生生的细节都是我从当年史料中一点点抠出揉进稿里。我想，我大概也属于人本主义者。面对史料思考时，我多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觉得他们在那样的围城下，活得太惨了。
2006年，写完《汉口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后，我就开始写《武昌城》的“守城篇”。原先，我没想过写“攻城篇”。
中国青年报：现在看来，如果不写“攻城”，书会显单薄？
方方：“守城篇”就是一部中篇。我其实很喜欢这部中篇，但它发表后，没被转载，看到的人少。书的编辑觉得我应该在“守城篇”的基础上扩充内容。我想了想，觉得它已经很完整了，不想再动结构。扩充自己已发表的小说既没意思，也显得我没什么水平。于是我想，再做一个纯粹攻城的东西会很有意思，结构也会比较好。攻守两部，像树了两个人吵架，各自都认为自己有理，总归有一方理多点，一方理少点。
去年夏天，我路过加拿大温哥华，去同学艾路明家玩。他外祖父唐生智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参与指挥攻打武昌城。他得知我的写作计划，向我推荐李洁之的回忆录和张发奎上将的回忆录，这些书里有一些关于北伐武昌战役的回忆。书太厚，没法带回国，我便住在朋友家，花了一天时间，把所需要的资料摘录下来。包括谈到负责攻城的叶挺是学工程的，领着人想用车皮做掩护攻进城去；也提到北伐军夜间抢出曹渊尸体，并有人为之而死等等。资料中关于他们的服饰，行走路线，时间，天气情况，诸如此类细节，都提供了想象与发挥的空间。
中国青年报：这时，故事结构、人物勾勒一一浮现了？
方方：“攻城篇”是去年才写。原来在“守城篇”里，我写过陈定一的人头挂在城门上。这是真实的事件。我决定“攻城篇”还是从这颗人头写起。这颗头让人印象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书中男主人公“罗以南”，他生性软弱，加上世道艰难。这颗头是他好友陈定一的，他一下受到刺激，先想去当和尚，半途中又在同学梁克斯生拉硬拽下，加入北伐。下篇的女主人公洪佩珠，则错以为这颗头是她所爱的陈明武的头，而留在武昌城没能离开，从而有了一系列的悲剧。
中国青年报：罗以南、梁克斯等虚构人物在史料中有原型？
方方：没有。在看史料时，我觉得当时可能有这样的人。加上我在个人写作中，对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比较熟悉。我从小在知识分子堆里长大，太熟悉这帮人了。书中这些人投身战场的年龄，跟我父辈差不了多少。虽然年代不同，但本性相像。他们更接近我，也很容易产生想法，更容易让我写得舒服一点。
当然也有不一样。过去的知识分子没有那么油，不会到处公关找人、说谎、天天打麻将。现在的知识分子多油滑啊。
知识分子确实有软弱，自私的一面，这是他们的天性，是由思维方式决定了的。这种思维方式也与劳动方式有关。我当过工人，知道工人的思维。他们必须要集体合作，所以会表现出很仗义、大度的一面。但知识分子是个体劳动者，一条线想问题，所以很少为他人着想。可他们做人做事都很认真。现在知识分子不认真，虽不能说都那样，但蛮多活跃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多么油腔滑调，像些混混儿。当然也难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
我以前说过，我判断知识分子真假在于，假知识分子对是非的判断，是以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为准，真知识分子则是以事情对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有利没利为准。
中国青年报：在这部战争背景下，展示人性交织的小说里，你到底想深掘人性的哪一面？
方方：写作时并不具体想这些，如果硬要说，或许是想体现人道精神吧。比如书中的几名护士，她们不管面对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或是所要去的地方是否危险，自己是否会死，都不考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她们就要救人。当年的红十字受训就是这样。
罗以南也是一个有人道精神的人。他以前只管自己，其他事与我无关。他对革命没有兴趣，甚至认为很残忍，不认为武昌城非拿下不可，但极端的事件会把他身上的潜能激发出来。他救梁克斯没别的想法，梁是他的同学，关系不错，他又是跟着梁一起参军来到这里。他不能让梁这样死去，一定要救他回来，救不出来也要去。至少他在想办法，在努力，这就是基本的人道主义。
中国青年报：你在文末写罗以南在“文革”中受到伤害，书中是否存在第二个主题——强调宿命感？
方方：我觉得罗以南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他经历了枪林弹雨，从血海中走出来，继续参加革命往前走。我没明言他参加的是什么军队。但解放后，他是被押解回去的。他是参加了革命，作了他认为的贡献，但革命最终还是不要他了。
很早就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能往下追问，再往下就变成虚无。我觉得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写下去。1986年我发表了四个中篇，《闲聊宦子塌》、《风景》、《白雾》、《船的沉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宿命感。那时我才30岁，好像宿命感与生俱来。觉得人左右不了命运，同时很多东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很多东西里又包括自己。比方说我不参加高考，不努力，我现在肯定是下岗。肯定是有自己的抗争，自己的付出，才改变了命运。
所有事件都不是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分析导致活到今天这一步的各种原因。文学就是把很多人与事背后的成因表达出来，越丰富才能越打动大家。
中国青年报：书中，罗以南信奉佛教，为何又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基督徒孟洋人？
方方：以前在武昌昙华林有传教士出现，那边有些学校有教会背景，还有基督教堂。罗以南是从农村出来的学生，从小受佛教熏陶，他确实想出家，想放下一切，他是典型的逃避型。孟洋人是确有传说，他作为基督徒劝说北伐军不要攻城，不要放炮伤害无辜。还有当年武昌宝通寺作过战场的野战医院，正好区域环境就是这样。
中国青年报：你所有的作品不管描写什么题材，都归结在人性上，有没有想过突破这点？
方方：我没有刻意去想突破。我没有把要出彩、要引起注意、要有所突破当成天大的事情。我只想写我心中想写的，我写作不是为了你们看突破不突破，突破也不是你们说突破就突破了的。而且我有信心这样写就很好，就会有很多读者喜欢。还有的题材结构也不是刻意做成的，事件本身这样写就很有意思，我不要特意把它写成什么。我不喜欢玩这种花招。我知道花招较易出彩，也喜欢看别人玩的花招，但我很懒，要是天天动脑筋想在小说上玩花招，憋个半年憋不出来，何必呢？写作最好是写自己的东西。你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提得有意思，我听进去了，下回纠正。听不进去拉倒！自己写得愉快就好了，你认不认可关我什么事？写作是件好玩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你的作品让人觉得，你也在观察生活，质疑社会，但不如有些作家对现实有一种尖锐、强烈的批判。比如像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坚硬如水》等。
方方：或许我与阎连科的文学观念有差异吧。他的《日光流年》写得很好，还有几部，我都很喜欢。我喜欢的小说不是那种赤裸裸地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而是不动声色，通过人物的行动命运表现自己的想法。
在作家中我应该算是很尖锐的，只是方式不同。很多批评和观点，我更愿意在会上当面说，公开说。虽然说了也没用，但仍然要说。我的想法是，得让另一种声音存在。这是我的个人方式，我只是不好作秀或者说不屑作秀而已。到了我这个年龄，不可能像热血青年一样说话更多是带着发泄的成分。对于社会问题乃至体制问题，我真觉得空骂无益，喜欢更客观更综合更历史性地来看一些现实问题，也更希望批评之后能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许这样会理性点。
另外，互联网虽然能推动民主，促进社会进步，但同样我们也看到，一批网民穿上马甲是暴民，脱下马甲便是奴才。你到各单位看看，他们脱下马甲在单位里的表现、表态、发言，而穿上马甲后谁也管不着，他便神气了。当然，这也是不民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对老百姓也不能太苛刻。只是，理性地来看，人的本性大体相近。我认识几个人，也算精英，平常牢骚，不知多凶，但一到会上，全都变成了拍马屁。这些人啊，给一点既得利益，你看他们会怎样？我大概也是看得太透了。记者 陈星星 程聚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