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艳霞
军旅作家王树增把自己的写作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战争系列，《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已经面世；另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0年前出书，《1911》则于近日与读者见面。
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65万字的《1911》越发令人瞩目，该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有精确描绘，使得本可能枯燥干巴的近代历史，变得生动而富有意味。对于外界的好评，王树增很清醒：“我既不敢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更不敢称自己是个思想者，我只是一个对我们民族历史有阅读欲望的读史者。”王树增认为，即便这样，也不能标榜自己读懂了历史，他和读者一样都在探索历史规律。
读史笔记足有几百万字
“《1911》这本书，我从10多年前就开始积累，两年前开始写作。”提起自己的这部新作，王树增很是感慨，“真是拿命去写，坐在那里两三天不动，为了查证一个资料，停在一个地方十几天、二十天没动过。”十余年下来，他为写《1911》记下的史料笔记，足足有几百万字。
然而，这些笔记得来并不容易。前几年，王树增到日本访问，他专门申请进入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馆，寻找近代以来中日外交和辛亥革命期间的重要档案原件。档案馆不允许拍照，王树增只能一字一句地抄录资料。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孙中山当年被日本警方盯梢的记录，并且进而确认此事与清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王树增当时立即意识到：“尽管在史料记载中，有孙中山流离失所的记述，但是很难想到，他在国外漂泊期间，确实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
不断写下的史料笔记，让王树增对历史有了自己的全新评判。比如宋教仁遇刺案，各种当年的新闻报道、档案、来往信件、国民党政府的资料、民间流传的资料都互相矛盾。在反复研读后，王树增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没有确切史料证明袁世凯是主谋。袁世凯很聪明，这事一出，99%的人都会说是他干的，他不会做这种傻事，虽然有部分资料直指他，但都被我否定了。”
非虚构文学应有文学味
尽管对历史资料如此重视，但王树增却强调：“在《1911》的写作中，我更注重历史事件中人物性格的演变、民族精神发展的历程，不大注重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考证。”在他看来，考证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不愿意读者把这部书做为历史教科书来读。”事实上，王树增始终坚信非虚构文学写作一定要有文学味道。“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文学认知。”
王树增很幸运，他找到了自己特殊的路径。写《1911》的同时，他还在做着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接触到了孙中山的外孙女孙穗芳，以及孙中山的其他后人。”
与孙中山的后代接触，并不能提供太多直接的史料，但是他想，对当时历史时代的理解，这样的接触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更加触动他的是，这种特殊的体验，会令他突然对历史产生一种立体感、真实感。“当你看到100年前先驱者的血脉延续下来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是和我们同祖同宗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作家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它总比看历史旧照的情感更强烈。”
写辛亥是为以史为鉴
“我们每个人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恐怕不是为了照别人，而是为了审视自己，找到自己身上、脸上的瑕疵。照镜子的目的是这样，读史也是这样，写史更是这样。”王树增认为，以史为鉴，重要的是不断发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历程中的优势，而更重要的还是发现劣势。
在写作过程中，王树增慢慢体味出辛亥革命给人们重要的启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它要得到发展与进步，最重要的前提是变革，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事物永远在运动之中，任何企图让事物停止下来、凝固下来、静止下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也都是徒劳的。”
和自己谈心成看家本领
创作《1911》，不仅需要延续十几年的积累，更要有长达两年多的写作。王树增说：“我只有靠大量业余时间写作，每天无非是少睡点，总会写到后半夜。”伞兵出身的他不得不承认，大文字量的写作，写到最后实际上都是体力劳动。
王树增也有身心疲惫和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每当陷入困境，他都会拿出看家本领：自己和自己谈心。有时他这样对自己说：“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你只会写作，不会做别的事情，既然就做一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那你还能做什么？”有时他又会换一种说辞：“你的时间太有限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面对长期艰苦的写作，王树增说，是军人生涯赋予他的性格特征，让他坚持到了现在。他说：“当兵的第一天，老兵就教育我们争第一，因为军人在军事行为中没有亚军。”回首40年当兵史，王树增感悟道：“军人最大的特征是不要轻易把腰弯下去，弯下腰算是什么玩意儿！”在写作面前，他同样要求自己，永远也不能弯下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