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至1917年，革命中的伤员。来源：Yale University-in-China Archives, Yale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石约翰 （John E. Schrecker） 美国汉学家，师从汉学大师费正清，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编者按：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它对整个亚洲和世界格局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从全球视角来观照，值此辛亥百年纪念之时，本报特专访雪珥、陶短房、萨苏、石约翰四位海外学者，以为读者们展示一个更立体的辛亥革命。
知道石约翰先生，源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它10多年前已译成中文，可惜读者并不多。
太多的人在埋头赶路，他们没兴趣盘点过去，更何况是一个外国人的看法。
然而，石约翰如此不同，他打破了惯有的“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叙事模式，而是用“封建—郡县”来重新解读历史。在他看来，近代中国遭遇的并非“封建”阻力，因为早在宋代，中国便已过渡为郡县制度了。
郡县制度有更强的市民精神，更繁荣的商业往来，更深厚的人文积淀，但，它缺乏封建制度所提倡的骑士精神和战争能力。因此，在与刚刚步入郡县的西方对抗中，传统中国一败再败。
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西方既有郡县的制度与文化优势，又有封建的好战与信仰。而日本的崛起，更令国人焦虑，但事实上，日本社会当时正从封建向郡县过渡，可直接抄袭西方的典章制度，因为两者社会形态太相似了，而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为强行超车，一时间，制度决定论、工具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纷纷登场，人们急于打碎一切，再按西方的配方重新组装。
石约翰的洞察力在于，他发现中国文化具有“革命”的传统，失去秩序被公认为是必要的，符合道义。于是，在看不到路时，“革命”便会周期性地爆发，一次不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而，惨痛的代价付出后，我们应有怎样的反思？适逢《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再版的契机，本报记者专访了石约翰先生。
辛亥是三重革命
北京晨报：今年是辛亥百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石约翰：辛亥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影响巨大，在我看来，它是三重革命：首先，推翻了清王朝250多年的统治；第二，改变了中国1000多年的社会制度，即从宋朝以后形成的郡县制；第三，结束了中国4000多年的帝制。辛亥革命是基于中国自身激进传统而爆发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也许是最后一次。
北京晨报：您提到中国的激进传统，这是个有趣的说法。
石约翰：中国的激进传统有着很长的历史，它非常微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普通平民中都能发现这种传统的踪迹。中国文化中最主要的思想家都有激进的一面，包括那些伟大的儒家学者，像孔子、孟子、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和康有为等，其实，孙中山本人也非常崇尚这个传统。我无法非常详细地叙述我对激进传统的理解，在我这本《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中占了很大篇幅。书中我用传统的中国社会理论，特别是激进传统，来理解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孔子其实很激进
北京晨报：中国文化激进传统是怎么形成的？
石约翰：儒学一直是批判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是很激进、很进步的，它总是关注时代的现实与理想社会之间的距离，总是通过理想社会对现实进行彻底批评。儒家学者们赋予统治者以很大责任，教育被解释成不平等的根源和消除不平等的途径，这是儒学的精髓。他们支持激烈的变革，孔子本人就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北京晨报：孔子为什么这么激进？
石约翰：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郡县社会的转型期，儒家试图建立一套伦理等级体制，以取代封建社会忠诚的价值观，从而适应郡县社会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儒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封建与郡县价值观的融合：一方面，统治者应与他人分享权力，不能过于集权化、官僚化，这是封建贵族的理想，另一方面，允许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受更多压制，这是郡县制的理想。儒家提出了大同观念，但很明显，构成大同观念的几个因素具有互相矛盾的性质。
现代包装下的老传统
北京晨报：1840年以后，东西方文明剧烈冲撞，可为什么有千年郡县传统的中国，要向进入郡县制度不久的西方取经呢？
石约翰：一方面，西方为解决国家重大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途径，另一方面，当时西方社会仍有强大的封建力量，而中国早已失去了这方面的传统，这些力量可以为大同理想提供支持，这对于革命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和价值观感到困惑和绝望。以太平天国为例，最重要的是“超常发展”观念的输入，此外，西方文化中的封建因素也为太平军提供了作战的精神动力、纪律和效率等。
北京晨报：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辛亥革命的许多主张，表面上看是西方的，但依然带有传统的痕迹？
石约翰：就我所知，中国传统思想家从没公开提倡过共和主义，虽然许多人把早期的禅让制理想化了，孙中山的灵感似乎主要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然而，这一观念与大同理想是和谐一致的，都是通过复兴古代观念来抑制君主专制。
权力失控酿危局
北京晨报：孙中山先生的灵感来自美国，可为何一些美国学者对他评价不高？
石约翰：的确，中国人一致崇敬孙中山，但在西方学术界，他通常被批评。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西方没有充分认识到孙对中国作出的贡献，他们没有从历史和传统中国社会理论的视角去看这场革命，而只有通过这个视角，孙的贡献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欣赏。
北京晨报：但辛亥革命似乎并没取得预想的效果，为什么？
石约翰：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中，人们发现清朝覆灭并没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即：内部腐败和外部侵略。革命使反对清朝的各种力量团结到了一起，也为社会变革清除了障碍，提供了基础，人们虽然看到了各种新发展的苗头，但它也证明建立一个新体制远比推翻一个旧体制要难得多。事实上，当时一些事情甚至变得更糟了。当时，覆灭的不仅是清朝的统治，还有君主制和传承千年的郡县制度，权力失控引得社会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谁来统治才是合法的？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那些能操纵军队的铁腕权势通常掌握了权力。
当革命成了习惯
北京晨报：辛亥之后，为什么革命会成为时髦话语？
石约翰：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认识是，当时中国需要一场影响广泛的大变革，而“革命”恰好契合了这一目标。
北京晨报：既然在辛亥革命的背后，也有传统激进文化的助力，可为什么此后传统却成了一个贬义词，甚至人们争相去批判传统呢？
石约翰：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开始趋向于批判传统，其中有很多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内乱加外患的极端情况。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锋的年轻人，对通过辛亥革命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彻底失望，他们开始寻找更“根本”的原因，他们认定中国人苦难的根源在中国文化。此外，与领导辛亥革命的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那代人认为，中国的苦难并不是由清朝的社会缺陷造成的，也不是由郡县制度造成的，甚至不是由君主制造成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灾难是从中国文明最深处发展出来的，他们将中国此前各朝各代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整个社会形态是中国灾难的根本原因。
传统终将归来
北京晨报：传统的丧失，可能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付出的最大的代价。
石约翰：关键在于，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传统”就是“现代”的反义词，认为必须要与它彻底决裂才正确。换句话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完全采用了西方“超常发展”的思想。此外，他们只看到了儒家思想保守的一面，中国传统中激进的一面几乎完全被遗忘。
北京晨报：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传统是坏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从此丧失传统？
石约翰：这种观点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遗产，人们只看到中国传统保守的一面，却极大地忽略了传统的吸引力。其实，我在书的最后一段里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出现什么紧迫问题，可以毫无疑问地说，社会理论的伟大传统和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主义不可能长久保持湮没无闻。人们也不会怀疑，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以他们丰富的历史经验，找到一种适当的途径，来应付各种挑战，并通过这些努力与探索，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注：本文根据电邮采访完成，对石约翰先生的回复进行了编辑修改和删节，并根据他的意见，部分内容引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一书中的内容。）
（注：本版配图引自刘香成先生的《1911：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一书。未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或刘香成先生本人许可，请勿转载。）
晨报记者 廖恬、蔡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