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芭蕾我的团
赵汝蘅固执地学习着，吸纳新鲜事物，让自己走出阴霾。大冬天里她赶去上课，路上自行车坏了就扛着它往前跑，自己带个凳子旁听，没人管，全靠自己学。为什么？因为第一次考试外教以“Chinglish”为由给了她30分，她不服！“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做到最好，这是芭蕾教给我的。”
最艰难的日子里，陪伴在赵汝蘅身边的是家人。最辛苦的时候，也是家人给她支持。
鞋垫是老公特制，亲自一点点剪出来的；儿子没衣服，老公亲自动手给缝。“我不是个称职的老婆，也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我既不会安排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安排他们的工作，都是他们围着我转。”
1980年，赵汝蘅获得机会去香港参加一个舞蹈营，跟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老师学舞谱。这次学习，老师的授课都是英语。在大学里旁听了半年英语的赵汝蘅，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大致听明白老师的意思。
这一次学习，赵汝蘅收获很多，她感受到了自己的点滴进步，也感受到了外面世界的广阔。从香港回来后，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中芭的管理工作。最初，她给大家打杂，像保姆一样照顾着一线的年轻演员们，她只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不要再发生在年轻演员身上。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的大潮中，赵汝蘅挑起了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的担子。
那段时间，中芭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几乎发不出工资，又遇上广州芭蕾舞团成立，优厚的待遇吸引了一批人。“广芭首演时，我去观看演出，从后台到前台都是原来中芭的人。”赵汝蘅说，出国潮也给当时的中芭带来了巨大冲击，“舞团去美国演出，大家第一次喝到了可口可乐，第一次玩了迪士尼乐园，回来后，团里陆陆续续又走了100多人。”
当时的中芭到香港演出时，演员平均年龄39岁，被当地媒体称为世界上最老的芭蕾舞团。这给刚上任的赵汝蘅当头一棒。
人才青黄不接，她就无数次找舞蹈学院，请求他们一定考虑为中芭输送人才；在得知有优秀的毕业生时，她一定会亲自去请。
团里的人说，赵汝蘅像团长的时候少，像办事员的时候多，事无巨细，只要找她，她一定尽力去办。团里住房紧张，她主动将自己的办公室让出当临时宿舍；演员的孩子生病，她就亲自接孩子去医院；到外地演出，她和大家一起坐硬卧，吃、住和演员在一起。
赵汝蘅说：“在我之前，芭蕾舞团的领导是编导出身。而我就是一个中专生，做演员出身，不懂管理也不懂数钱，只想为舞团做点事，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为了留住年轻演员，赵汝蘅意识到，不能只带着《天鹅湖》在全国各地疲于奔命，要想办法找赞助排戏，“当年轻的演员有戏排，有舞跳，就不会想别的事情了。”
通过复排《红色娘子军》，引进《睡美人》、《仙女》、《海盗》、《主题与变奏》、《协奏曲》等中外经典剧目，创排中国版《胡桃夹子》、《大红灯笼高高挂》、《牡丹亭》等新剧，赵汝蘅不仅留住了人才，还培养了一大批享誉国际芭蕾舞界的优秀青年演员。
作为舶来品，中国芭蕾在国外的市场开拓一直非常艰难，因为除了“正宗不正宗”这一认知问题外，老外打造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堂·吉诃德》等已成了芭蕾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但赵汝蘅认为，“中芭应成为职业化的表演艺术团体，应该能够在世界芭团中占有一席之地。”
1993年的冬天，刚刚担任中芭团长一职的赵汝蘅就顶着大雪，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的门前，为的是向芭蕾的故乡推荐中国芭蕾，敲开中法芭蕾交流的大门。不过那天，她失望而归。这样的碰壁有很多次：柏林歌剧院、巴黎歌剧院……“瞄着世界上有名的人，千方百计走到他面前。”赵汝蘅这样概括她拼命将中国芭蕾推介到芭蕾顶级舞台的故事。
赵汝蘅曾经的梦想最终在她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中如花绽放：英国皇家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这些在欧洲芭蕾界声誉显赫的剧院主动向中芭伸出橄榄枝；罗兰·佩蒂等世界芭蕾舞大师开始为中国的芭蕾舞团编排作品……
从不为人识到跻身世界一流，中国芭蕾用50年时间浓缩芭蕾500多年的历史，赵汝蘅用艰苦的努力维护着古典芭蕾的尊严，树立起中国芭蕾的形象。其中甘苦，不言自明。
我的芭蕾我的恋
外表柔弱的赵汝蘅，有着广阔的胸襟和非凡的视野。她站在中芭这个国家级舞团的最高位置上，本可以目空一切，躲在艺术的象牙殿堂里，拥抱着一部样板芭蕾和那些经典芭蕾舞剧，享受着不断的鲜花与掌声。可退休之后的赵汝蘅选择在国家大剧院专心经营大剧院的舞蹈项目，为北京观众搭建通向世界顶级舞蹈艺术的桥梁。在2011年7月，国家大剧院举办了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
“作为艺术总监，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北京观众看到真正的世界级优秀作品。”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国家大剧院开幕时，曾邀请到俄罗斯基洛夫芭蕾舞团带来三个经典剧目的演出，但等他们来了，赵汝蘅才发现，他们并没有把最好的演出阵容带到中国来。这次教训让赵汝蘅成为了谈判桌上的铁娘子。“以后不管谁来，不仅要带经典剧目，还必须得带一流的演员。”
2008年的6月，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赵汝蘅再次参与谈判，谈判桌上，她的坚持让英皇的代表既无奈又钦佩，“你要想要你就非要到不可。”
赵汝蘅说：“我的眼光已经很窄了，每一次出国回来，最深的感受就是我们知道的信息太少了，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希望把我见到的好东西和大家一块分享。”
和国家大剧院一同走过三年，赵汝蘅感叹，“很值！”因为50年前，芭蕾对于中国百姓而言还基本等同于《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而50年后，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芭蕾的各种流派是“你方舞罢我登场”。“中国的芭蕾舞界，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够有如此之多的世界顶级院团集中展示他们的风采。”提及这些，赵汝蘅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2010年的7月7日至17日，赵汝蘅多年的夙愿在国家大剧院成真。来自世界各地近20个国家的100余位选手报名参加了首届北京国际芭蕾舞大赛。“当时只是单纯地想办大赛，但现在，出去当评委次数多了，才意识到比赛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后续内容。”大赛的价值是什么？大赛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赵汝蘅不敢多去想，她担心自己的想法未必能推动得了，但她又明白这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世界上的一些演员关注我们的比赛，参与我们的比赛，通过他们到北京来参赛，了解国家大剧院，了解中国，这就够了。这次来10个人，可能他们就会带回10条信息甚至50条信息去介绍中国。”
赵汝蘅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老天爷不会什么都给你，每个人都不会是完美的。或许你跳芭蕾的条件不够好，可跳转能力很强；或许你长得够好，可跳转能力又不够。”
但赵汝蘅一定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要求我做得最漂亮，这是我每天都希望去做的，芭蕾教我要无止境地去追求。”
也正因此，不管是当团长，还是当总监，赵汝蘅的紧迫感从未消除过，“看得多了，你就会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我的心有那么大，但我的知识却那么少，很着急。”
即使为中国的芭蕾立下汗马功劳，她依旧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和她约采访，她会再三推辞。不是清高，不是孤傲，她只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没有什么值得写。
当了15年团长，退下来，这一页就翻过去了，赵汝蘅说，不能老去提以前的成绩。现在作为舞蹈家协会主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发挥余热吧！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吧。”
只是不管做什么，赵汝蘅已经无法将自己从芭蕾中拔出。
她的手机里还会存着她1963年跳《天鹅湖》的照片，“看，缎子面，进口鞋。”
她在梦中还会找自己的脚尖鞋，“更衣室、以前的宿舍都找不到，我的鞋怎么都没有了？我要把这段舞整个再重跳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