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文化的城市，离不开博物馆，这其中也包括那些靠“个人财力”前行的民间博物馆。
从1997年新中国第一批民间博物馆获批建馆，其在中国发展14年，仅北京就有近30家民间博物馆，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博物馆在努力经营。
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刘超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个人对那些执著的民间博物馆馆主很敬佩，“用个人的力量保护文物、文化，与社会分享成果。”
北京市文物局对民间博物馆的发展，一直进行“积极扶持”，这主要体现在对开馆人的指导上，因为办民间博物馆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得多。
收藏
陈列千余物件再现科举文化
踏入这家博物馆，时间回到了古时。
1000余件物件，其中包括600个匾额，若是细细参观、听讲解，转完这2600平米的小院需要两个半小时。
科举考试，要考3场9天；整个考场能够容纳1.6万人；准考证比A4纸还要大，无照片，考生长相靠文字叙述；
不同的考场是以墙壁分隔；考卷长达3米；为防止凭字迹认人，判卷时不看原卷，而是需要专人誊抄；考试作弊会杀头；金榜题名挂三天……
在这里，还能看到“古代学生守则”、存放考卷的屉式箱、古人学习时的灯具和砚台等等。
一张巨幅金榜挂的收藏额外显眼，据悉，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张金榜，时间光绪三十年。
中国的科举制度有着1300多年的历史，尽管科举制度有其弊端，但这项制度在当时让平民百姓有机会公开、公平、公正地竞争，参与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在历史上影响深刻。
科举制度实施后，“匾额”的颁发成为表彰才能、成就功名的重要形式。
于是，4年前，对文史有特殊偏爱、已收藏上百件砚台的姚远利，以“科举”和“匾额”为主线开启了他的民间博物馆收藏之路。
创新
形象传承历史借古教育今人
为了让参观者更形象地了解科举制度，这家博物馆用今日的各种考试做对比，一下子，拉近了今人与科举距离。这也是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创新之处。
科举时的文童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秀才对应中学生；举人则是高中生；贡士是准大学生；进士为大学生；状元是皇帝钦点的最优秀者。院士、乡试、会试、殿试则分别相当于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
该博物馆给出了一组数据显示，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共产生了700名状元；11万余进士；文童有3亿人。关于一些古人的科考历史，也在博物馆里有所展示：蒲松龄10几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72岁才成为贡员；范进中举，就是中考，考了至少十二三次。
在所有收藏中，还有科举考试的作弊工具展，同时在一边还放了现代人作弊的工具，这个展览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历朝历代，只要有考试，都会有作弊。”副馆长贾伟介绍。
展品中有一个最小的作弊携带物，上面的字迹是印刷体，虽然每个字只有针眼大小，但是清晰可辨。据了解，上面共有2.9万个字，写的是41篇举人的范文，这个“小抄”有一个儿童巴掌大小，放在千层鞋底里就可以混入考场。
贾伟副馆长说，当年鲁迅的祖父，还亲自为鲁迅父亲的考试打通关系，其父亲当场被拘留；祖父则被判刑12年。
4年多里，博物馆迎来的客人有4万人，其中半数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还包括日本、美国等地的外国人。
经营
独自支撑四年 今盼资金支持
最初开设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只是把兴趣爱好作为第一，他将自己的院子拿出来作为场馆，一坚持就是4年。慢慢地他知道，这个博物馆更多地承担了传承缺失的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
“我想，这个博物馆的作用是向老百姓普及文化、历史知识，满足审美和好奇心。”姚远利说，同时也是与当前的社会教育相结合，对于广大青少年而言，看到科举的文化，也看到了古人拼搏、奋斗的精神。与此同时，那些从各地搜集的匾额，作为当时拥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其中的书法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在开办科举匾额博物馆的过程中，姚远利也在不断思考文化的传承，他曾给全国政协委员写过一封信，建议规范一些单位，比如高院的标示，他说，标示不只是一个符号，更非仅仅是装饰，而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他也建议在公民道德教育和《文明市民公约》、《婚姻法》中明确倡导“孝敬父母”的美德等等。
和许多民办博物馆一样，多年来，科举匾额博物馆的经营也靠个人的贴补以及门票的收入。当年，姚远利有个想法，只要东西有文化，相信会吸引很多人，通过门票“以馆养馆”，“哪怕收入和支出持平也行”，但时间长了，才知道收支平衡只是个愿望。
最初的两年人比较多，有讲解员，每年的费用支出在五六十万；现在每年的支出缩减至30万，但一年的收入却不足10万元。
“主要是靠个人的原始积累，也有人说我把2600平米的院子租出去，一年的租金就一二百万。”姚远利没有这样做。他认为，民间博物馆的藏品虽然有私人性，但藏品是稀缺的文化资源，其文化性、历史性却是公共的财富。
“我在尽最大的努力支撑，支撑不了也会关门，甚至把所有藏品卖掉。”对于博物馆的未来，姚远利说他更希望政府能够出台相关法规，对民办博物馆有资金上的支持。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仲玉维
本版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