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4月9日，孙中山（前排右四）、廖仲恺（后排左二）、宋庆龄（前排左四）、何香凝（前排右三）等在日本举行“帝政取消一笑会”。
本刊特约撰稿\盛永华
宋耀如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最早的战友，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并且是从开始就投入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名副其实的战士。
宋耀如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为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一生的忠诚战士，他的历史功绩愈来愈为人们所肯定和称颂。
革命的隐君子
革命的“隐君子”，是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赞誉，也是对宋嘉树为革命所作贡献和他高尚人格的如实反映。现在看到的材料中，记载宋耀如参加辛亥革命的史料并不多，但已足够说明他是这伟大事业中的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
诚如宋庆龄早年所说：“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孙中山在1912年4月17日致友人李晓生的信中曾谓：“宋君嘉树者，20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1894年，当孙中山因上书清朝权臣李鸿章要求改革失败，转而开展以武装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战争事业”的时候，正是宋耀如审时度势后，致函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并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的孙中山，促使他回国起事，始有乙未广州起义之举。
广州起义失败后，宋耀如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在孙中山为革命而奔走，宣传鼓动的时候，他为教会印刷圣经的印刷所，同时为革命团体兴中会和以后成立的革命党同盟会印刷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和传单。对于这段时间的情形，宋庆龄后来仍有记忆：“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从事革命。”
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侵略我国，在上海爱国者发动的拒俄运动中，宋耀如在教会的拒俄集会上慷慨陈词：“大旨谓耶教救国有自由之权，今俄人夺我之地，我欲自保，并非夺人之地也。教会能结团体，如日方新，有蒸蒸直上之势。” 据说他还带上几个稍大的孩子蔼龄、庆龄、子文等一起赴会，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并散发传单。
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耀如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革命党人。旋赴美国为革命筹款。他特别访问了自己在美国读书时的长期资助者“卡尔父亲”，请求他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的事业———中国的革命事业，并取得成果。此后，他多次往返于日本、美国和中国之间，继续为革命筹集经费。他被同盟会任命为司库———实即主要为组织武装起义而筹款，同时兼任孙中山在上海党部的执行秘书，负责孙中山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联络与具体安排。
1906年，13省留日学生为抵制日本迫害中国留学生的“取缔规则”而集体归国，后在上海吴淞创办了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同盟会在上海的一个活动据点，校内革命党人为数众多，宋耀如亦是该校教员之一。
被许多人称为孙中山“最大的财务支持者”的宋耀如，目前记载他的革命活动的史料还不多见，但孙中山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可见他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实际工作。一方面由于在国内进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不得不秘密行事，另一方面是宋耀如具有默默奋斗、甘于奉献、不事张扬的高尚品格，所以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隐君子”。然而从上面所引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耀如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最早的战友，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并且是从开始就投入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名副其实的战士。
捍卫共和的勇斗士
当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孙中山从海外返回阔别16年的祖国时，“隐君子”宋耀如也得以公开他的“身份”———孙中山的挚友、参加辛亥革命的战士。“隐君子”浮出了水面。
民国建立不久，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迫于形势，不得不让位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彼时，他天真地认为民族、民权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是致力于民生主义，建设富强的祖国的时候了。孙中山特别着重于铁路建设事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孙中山曾寄居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宅，宋耀如“帮助孙先生从事财物工作和负责英文信件的答复等等”。他不仅积极参与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担任孙中山创办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会计，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铁路计划，陪同孙中山赴日本等地视察，还介绍长女宋蔼龄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为了发展实业和推进革命需要筹款，创办了“中国兴业公司”，宋耀如则执掌兴业公司的所有簿据，在财物上对孙中山鼎力支持。
然而，袁世凯暗杀革命元勋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立即率领宋耀如等返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坚决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二次革命”。宋耀如是孙中山的坚决的支持者之一，他和蔼龄父女两人不顾危险，协助孙中山工作。
不久，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在意见分歧中进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和宋耀如都因受到通缉而被迫流亡。在1913年8月孙中山走避日本之前，宋耀如举家先期到达日本，为孙中山作好安排，并尽力帮助孙中山重新聚集革命力量，以期再举。在流亡日本期间，宋耀如已经体弱多病，但仍然积极协助孙中山工作。同时，又将在美国留学毕业的二女儿庆龄召至日本，使其与姐姐蔼龄一起作孙中山的助手。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在国内，袁世凯加紧了帝制自为的步伐；在日本，孙中山处境维艰———先是日本政府受到袁氏政权的压力而拒绝他登岸停留，以后权衡了各方利弊，对已抵达日本的孙中山及他的同志在“严加监督，以免使日本成为邻国动乱之策源地”的前提下，同意他们暂时留居。更大的问题在于革命队伍的本身———原本因如何解决“宋案”而意见尖锐分歧的革命党人此时队伍更加涣散，部分人因气馁而离开了革命队伍。孙中山曾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困境：“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政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相互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之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重新聚集力量，他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行“三次革命”。但终因这个新党带有浓厚的会党色彩而不能团聚广大战友，甚至连一些长期与他并肩英勇奋斗的同志如黄兴等，也因不同意入党时要宣誓效忠党魁的形式而离去，孙中山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然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重新聚集革命队伍，重振旗鼓。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孙中山1913年8月9日抵神户后至15日，“除宋嘉树及其女儿和胡汉民访问外，未与其他中国人会见。”8月18日，孙中山移居东京后，即加紧着手武装反袁的“三次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他一面继续关注指导国内的反袁武装斗争，一面设法与“二次革命”失败后陆续走避日本的同志联系，并联络日本朝野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宋嘉树和他的长女宋蔼龄成了他联络同志的最重要助手。1913年8月29日，在美国留学毕业的宋庆龄应父亲宋耀如之召抵达日本横滨。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从9月16号至当月28号，宋氏父女三人赴孙中山处工作十数次以上。这段时间正是孙中山紧锣密鼓地为筹组中华革命党策划发动“三次革命”，与陆续到达日本的同志如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柏文蔚、戴季陶等反复密商，并广为联络日本各界朋友，争取支持的时候。他在日本密探的监视下，几乎每天都在住所频繁会见同志及日本朋友；有时也往访日本重要的朝野人士。宋耀如同时还负担另一项重要任务：“他那时的任务是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1913年9月27号，筹组中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吸收了第一批5名党员，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入党盟誓。是年10月，在东京和上海，又分别吸收了第二批党员，12月在东京、上海、大连等地，再吸收了一批新党员……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在扩大中，孙中山透过“二次革命”的失败看到新的希望。在孙中山的策动与督导下，武装反袁斗争陆续在国内各地开展。
筹款、联络及文书工作是大量的。在组织反袁的“三次革命”中，孙中山已离不开宋氏父女的帮助了。1914年1月，宋庆龄陪伴母亲回上海治病。这时，宋蔼龄因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已不能全力承担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而宋耀如因肝肾病的加重也不堪工作的重负，不得已，宋耀如电召宋庆龄回东京协助并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自3月中旬返回东京后，宋庆龄几乎每天随姐姐赴孙中山处工作。9月，宋蔼龄结婚后，宋庆龄正式接替蔼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自此，住在横滨的宋庆龄“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地）工作，经常由我父亲陪去”。宋庆龄的任务是“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当时，“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经费的募集是十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而宋耀如那时所负责的，正如辛亥革命时期一样，“帮助孙中山为党筹集革命经费。”他所承担的，是为革命提供保障的重担。
1914年5月底，孙中山发出第一次《讨袁宣言》———《讨袁檄文》和《讨袁告示》。6月，中华革命党进入组织建立的实质性阶段。15日下午，孙中山与陈其美等讨论成立党本部、干部选举以及召开党员大会等问题，宋耀如父女也参加了讨论；7月8日下午，孙中山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并就任总理。由此，重新形成捍卫共和的队伍和阵线。
是年9月，由于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的报纸上发表了揭露袁世凯罪行的文章，美国政府应袁氏要求，禁止上述报纸在美国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的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调查事实真相。为答复美驻日大使的询问，孙中山撰文逐项条举袁氏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廖仲恺、宋耀如、宋庆龄参加了文件的起草。据记载，9月24日“下午1时40分，孙中山给横滨市山手町59号的宋嘉树发一电文。2时35分，宋嘉树（携同宋庆龄）至孙中山处，参与起草条举袁世凯罪状的材料，5时离去。除他们三人外，廖仲恺也参加了起草。”；9月26日“上午9时，宋嘉树与宋庆龄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起草材料，下午5时30分离去。”；9月28日，“上午9时18分，宋嘉树（携宋庆龄）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和孙面谈，起草材料。宋嘉树下午4时10分离去，5时20分再访。5时30分二人离去。”又，当日“上午，波多野春房带着打字机来访，从孙处取英文稿，打印50余张。孙令廖仲恺校对原稿。”当晚，孙中山携陈其美、廖仲恺、等前往美国驻日大使馆，但因大使和参赞不在而返，次日和10月1日、3日，孙中山再携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居正、谢持、田桐等几次赴美国大使馆，并得与大使及参赞面谈。
是年秋，孙中山发布《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历数袁氏罪行，号召革命党人和民众武装讨袁，恢复真正的、民主的中华民国。从主要内容看，《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与条举袁世凯的材料无异。而《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是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革命党文献《革命方略》的重要文件之一。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中华革命党的组建过程中，宋耀如除担负筹款、联络等工作外，还参与了宣传和文件起草工作。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组织武装讨袁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宋耀如是坚定的支持者，参与者，是为捍卫祖国新生的共和制度忘我奋斗的战士。而那时候，他肝、肾的疾病已经非常严重，有时甚至不能下蹲或久坐了。
宋耀如不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捍卫新生的共和制度的斗争中，还引领两个女儿———蔼龄和庆龄参加了这一伟大事业。这是宋耀如对革命的忠诚使然，是他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虽然蔼龄于1914年9月结婚后离开了革命队伍，而庆龄却从此迈开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近70年革命生涯的坚实的第一步。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为祖国真正的独立、民主、富强又奋斗了56年，并且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而引导她参加革命的，正是她的父亲宋耀如。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积极地在国内外发展组织、宣传鼓动，并策划了多次武装反袁，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了袁世凯政权，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袁护国浪潮的高涨。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再次举起武装讨袁义帜，袁世凯帝制自为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中以闹剧收场。
作为辛亥革命继续的武装讨袁护国，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巩固了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再次普及。它在中国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共和转变，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宋耀如作为辛亥革命和捍卫共和的一名战士，奉献毕生精力。他的勋业和他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将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