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南海县，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1911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开始收集革命史料。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张国淦(1876-1959)
字乾若、仲嘉，湖北蒲圻人。1902年中举人。1906年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次年任黑龙江省抚院秘书官等职。1911年调任内阁统计局副局长。1912年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内务次长、教育总长等职。1926年去职潜心著述。
冯自由 革命童子的掌故
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黄兴推荐三十岁的年轻人冯自由出任稽勋局局长。稽勋局，顾名思义，做的工作，是稽查并表彰辛亥前革命党人工作的一个机构。出任这个机构的主管领导，按理说，需要老于掌故，“资深”革命。
不过，冯自由尽管只有三十岁，在革命党人中，按照资历来算，已是当之无愧的老革命。比冯更“资深”的，在民初，也难找出几个来。
辛亥革命同盟会会员中，以1894年兴中会成员资格最老。冯自由是在1895年入的会，时年仅十三岁（虚岁十四）。至辛亥年，冯自由也算是革命党人中的元老了。对于冯自由，长一辈的，称其为“革命童子”、“马前一小卒”，冯甘之如饴。
据冯本人回忆，他入兴中会，邀请人，还正是孙中山。1895年，孙中山旅居日本，与冯自由父亲冯镜如交往甚密，冯镜如遂入兴中会日本分会。冯镜如在日本开有书店，对孙文的革命事业，多有资金支持。
一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造访冯宅，膳后，冯自由侍坐。孙问冯喜读何书，冯对以《三国演义》。孙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孙遂语冯镜如，邀其子入会。冯镜如许之。
孙氏一席谈，引冯自由入兴中会，并使其终身致力革命。冯自由能文能武，二十来岁，即与人创办《开智录》、《国民报》等刊物，为革命鼓吹。1906年，《中国报》改组，冯任社长。南方诸次革命，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等等，多有冯自由直接领导或参与其事。
这么一个极富传奇经历的“老革命”，在辛亥之后出任稽勋局局长，也算是人尽其才。但实际上，冯自由关于辛亥革命前事的两部传记，要迟至1928年才陆续出版。据冯自由说，民国元年他履新之后，做的事情就是搜罗海内外革命党人的大小事迹，极为详尽。但可惜的是，1913年，第二次革命起，这项工作就被打断了。冯也因为革命党人的身份，为袁世凯下狱。期间十余年，冯自由几经蹉跎，虽总是在做资料搜集工作，不过，出版的机缘，要到1928年才来，这就是《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1928年，这个年份，是国民党重新统一中国的时期。历史叙述的展开，与政党的兴替，当然有微妙的关系。冯自由也没有避讳，《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直接用意，就是讲述革命党人筚路蓝缕的建国之路。所以，这是一部私人修筑“正史”，为执政党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叙述。
此书写完，冯自由仍不过瘾，把他数十年搜集的材料，再汇编成《革命逸史》。所谓“逸”，就是正史之外的事情，传之于民间，并非入书籍的。
由此，在论述革命之路上，老革命冯自由在辛亥之后做了两项工作，第一是给革命写“正传”，第二，是给革命写“故事”。
《革命逸史》出版后，冯自由说了这样一段话：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祖忘典，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也。民国前十七年，军阀秉国，革命党人致力的共和体制风雨飘摇，国家富强更无从谈起。也就是说，老革命冯自由讲故事，还是要教育时人懂得创业之艰难，才能致力国家之繁荣。
张国淦 历史编撰中的“共和政治”
武昌首义后，袁世凯命湖北人张国淦以湖北代表身份，往南方议和。由此，张国淦全程见证辛亥年议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心向共和，曾问张国淦意见，张以召开国民党会、公决政体作答。公决政体，于清室不利，张氏在辛亥年，虽为北方代表，却属意共和。
议和之际，张国淦在北京政府的身份，是“内阁统计局副局长”。张国淦身后名声不昭，但其生平魁伟壮丽，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皆备，堪称近代史上一大奇人。
前清，为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幕，编《黑龙江志略》、《黑龙江全省舆图》，廓清一省风俗地理。数年间，北京屡征张国淦赴京为官，程德全以有边才，不从。至1911年，才奉调入京。
入民国后，张国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位高权重。北洋系纷争内乱频仍，张国淦折冲樽俎，多方调和之力，多不为人所知。
1926年，张国淦弃官从文，潜心治学。张国淦做的学问，非同一般，是做中国古方志的收集与研究。彼时，张氏已过知天命之年，他常对子女说，“大禹惜寸阴，陶潜惜分阴，吾人应惜秒阴。” 命其书斋为“惜秒书屋”。因张国淦之助力，顾颉刚主编的《禹贡》，才发扬光大，古史地理，也成民国史学的一大显学。
日伪时期，日本多次邀张国淦出山，张不从，并力劝吴佩孚等不为日本所用。
张国淦的学术成就，以《中国古方志考》为最，该书近百万字，成一代考史巨著。可惜，只出版第一卷，其余毁于文革，至今无下落。张氏在学术上的另一传奇，是以近八十高龄，出任中国科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以亲身经历，著述回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时期。于四年内，成《北洋军阀的起源》、《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洪宪遗闻》、《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斗争》等数十万字言，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经典文献。而张国淦于近代史用力最勤的著作，即《辛亥革命史料》。
所谓“史料”，其实并非仅仅史料编撰，而是将“各家记载”仔细考订，按章节呈现辛亥年中的四个重大环节，即“武昌首义”、“各省响应武昌”、“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这四个环节，即张国淦认为的辛亥革命的政治逻辑。而狭义上的辛亥革命，也仅止于此四个部分。
不过，张国淦的“史料”编著中的环节，并未缺少内在的叙述核心，这一关键即是“共和政治”与“君主政治”的激烈冲突。
以武昌首义为例，这场作为共和制对抗君主制的革命序曲，在张国淦的考察中，除了对于湖北地区文学社、共进会的关注之外，同样也关注了新军的格局，立宪党人与整个社会层面的态度。由此，“史料”呈现出的武昌首义的姿态，非但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反对君主制，甚至于既不立宪也不革命，持温和政治见解的人（黎元洪）也卷入到了君主制的对立面。君主制在辛亥，已经只是少数权贵的护身符与道德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主制成为了大多数现代政治参与者的共同敌人。
这是辛亥年的基调与主题，一切王朝的历史，到此终结，共和展开，势不可挡。
撰写/本报记者 张晓波
■ 冯自由名字由来
冯自由原名懋龙，后来改名，据说是因为不满康有为对“自由”二字的反感。台湾学者郑彦棻说：“康有为当时虽不在日本，事事都要干涉箝制，他不满梁启超的做法，迫使梁启超到檀香山，高等大同学校校务改派麦孟华代理。麦孟华学生：康先生对清议报上的言论，很不满意，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自由书》也表示不可再提‘自由’两字！‘独立’两字，也不可用，今后大家就用‘自立’两字代表罢……”冯懋龙正在大同读书，听后十分激愤，当场起身表示从即日起改名为“自由”，“看谁敢侵犯我的自由”。
■ 顾颉刚挽张国淦
享八旬外高龄，述目睹亲闻，近代史宝贵资料馀绪未完，撒手人间犹有恨；
成数百卷伟著，意广搜博采，方志学研修门径遗文不朽，他年朋侣定长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