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南交大教授鲜于浩
提到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川汉铁路。
1911年，清廷贪得无厌，要将从六七千万川人中募集而来修建川汉铁路的银两挪用至中央，被逼无奈的川人奋起反抗，当年9月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发动起义，这次起义事实上也是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0月10日是个星期一，通常也是一周中最忙碌一天。中午11点43分，重庆北站开往成都东站的和谐号动车，仍然延续着满员的惯例。“自从成渝动车开通后，不管是什么日子，列车就没愁过客源。”列车员一边招呼乘客，一边忙碌着整理货架上的行李。
大约2小时10分钟后，列车稳稳停在了“修得像机场一样”的成都东站。一拨又一拨往来于重庆与成都的旅客，感叹并享受着成渝间这条快速铁路的便利。
“更便捷的一条高速铁路———成渝客运专线将在2014年开通运营，到时候，重庆到成都只要1个小时。”成都铁路局宣传科副科长任田勇专程来车站迎接“百年川汉路 梦圆渝川鄂—————从辛亥革命到实现民族复兴”重庆媒体采访报道组一行人，他这样说。
在稍后的两天里，怀着对革命先辈的敬仰，记者倾听了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南交大教授鲜于浩的讲述，并探寻了那些浸满沧桑的图片、文字和史实。回溯100年，川渝大地上的人们因一条川汉路铁路而不屈斗争，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赞扬他们的：“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
锡良提议修建川汉铁路
提到辛亥革命，就不得不说四川保路同志会；说起四川保路运动，则必须说起川汉铁路；要提川汉铁路，有一个人则又是不得不说的，他就是第一个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修建川汉铁路的人，也正因为有了这条铁路，也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他就是锡良。
鲜于浩一直在从事近代史研究，并先后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还著有《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锡良是何人？这个川汉铁路第一人又为川汉铁路建设做了什么？鲜于浩开始了他的讲述。
“锡良这个建议是不错，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建议是一个不具备条件、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臆想型建议。”鲜于浩表示，自己这样说是有历史依据的。
锡良，蒙古镶蓝旗人，进士出身，是一位廉洁、干练、负责、开明的官员。1903年4月，他从热河都统位置上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他忠实执行了清政府的“新政”政策，全力推进四川的近代化改革与建设，在编练新军、兴办新式教育、发展工商矿业、整顿吏治、安定边防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1903年，还在赴任路上的锡良，就迫不及待地上书，“奏请准予川人自筹资本筑川汉铁路出川”。“这个建议一提出来，不论是当时的清廷，还是四川的百姓，都表现出了一致意见。”鲜于浩说，就在这一年的7月，锡良再次上奏朝廷，请求创办铁路公司。
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正式挂牌成立。
“修筑川汉铁路。”锡良的这一自豪成就，虽促成了川汉铁路的筹建、勘查等事宜，但也为日后因川汉铁路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埋下了隐患。他万万没想到，正是自己创办的这个铁路公司，成为颠覆他所效忠的朝廷的革命导火索。
他一把火点燃了腐朽清廷
川汉铁路几经辗转，修修停停。1911年初，7年过去了，这条铁路也仅仅完成了从宜昌至秭归的一小段。当初为修筑铁路，四川六七千万老百姓，不论贫富，都因为铁路“租股”而与川汉铁路有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鲜于浩解释说，当时的“铁路租股”，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发行的股票，相当于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的形式，向老百姓筹集了1600多万两白银的铁路建设款。既然是股票，老百姓当然就想要有收益，就算没收益，至少不能连本都丢了。
历史或许就是这样，越是不想发生的事情，越是发生了。
1911年，另外一位清廷重臣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就是“皇族内阁”四大汉臣之一、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这个人虽然出身官宦，科考却是三次落榜，不得已放弃了科举，投奔李鸿章做了幕僚。”鲜于浩说，盛宣怀被称为近代“第一人”，因为这人身上有很多的第一。比如，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幼儿园、第一个国家图书馆等都是他提议创办的。
正是这个盛宣怀，在他新入“皇族内阁”的次日，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却加速了清廷灭亡的“馊主意”。
1911年5月8日，立宪派奔走呼号了几年的所谓责任内阁新鲜出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入阁担任邮传部大臣。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5月9日，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租股之争催生保路同志会
“或许盛宣怀没有想到，他的这第一把火，燃烧了腐朽的清廷，也点燃了一个新时代。”鲜于浩说，盛宣怀宣布的政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国有办法，只是要求相关地方督抚查账。国家是赎买还是强收？督抚们不得而知。
鲜于浩说，在铁路租股中，湖北、湖南、广东的“租股”股东们主要是绅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盛宣怀最终作出决定：湖北、湖南的商股全部按原值返还现银，广东的商股返还原值60%的现银，剩下的40%转成国家无息债券，择期还清。
然而，四川的川汉铁路的“租股”，涉及六七千万川人，上到大地主、老板，下到小农、工商业者。
“问题就出在这里！”鲜于浩说。
按盛宣怀的如意算盘，川汉铁路从川人中实际募集到的约1400万两白银，除掉在上海做橡胶投资亏掉的300万，川汉铁路公司办公花掉的300万，余下的约700万，将调拨中央。“他这样做，股民手中的股票就成了废纸，地方政府也落得一场空。”鲜于浩说。
当时的四川总督王人文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奋起抗击盛宣怀的政策，受到舆论高度赞扬。
1911年6月17日，成都、重庆等地的人们聚集在四川岳府街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当时的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罗纶登台哭诉，“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顿时满场号啕。随后罗纶一拳砸在茶桌上，茶碗都被这一掌给震碎了。罗纶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诞生，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
“成都血案”如一声惊雷
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以及全川市县的积极反应，起初并没有改变会长蒲殿俊的想法，“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鲜于浩根据史料整理收集发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至9月13日，全川已有约30个州县同时罢课罢市。”
公然上书奏请皇帝革职盛宣怀的四川总督王人文，却在盛宣怀和川汉铁路督办端方的合谋下反被革职。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起初承续了王人文的政策，对保路同志会表示出了同情，也希望借此请愿能索回路款。
但是，此时的四川，已被一条川汉铁路搅得一团乱麻。
鲜于浩根据史料说，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
随后，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1911年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26人死亡，酿成“成都血案”。
保路军起义点燃辛亥革命
为了纪念“成都血案”中牺牲的人们，川汉铁路公司在1913年专门铸造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碑的选址便在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碑身高达31.86米，碑座四面的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折器和自动联接器已经被岁月侵蚀得模糊不清。
如今公园里游人如织，却少有人会在纪念碑身旁短暂停留。
“成都血案”当晚，顺着锦江流下的数十片木板成为蓉城和外界信息沟通的媒介。同盟会成员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们迅速自保自救。
“水电报”如今在四川博物院的“辛亥百年”纪念展中还有仿制品，但具体的详情已无法复原。鲜于浩考证了一些历史史料，给出的描绘是，在门板上刻上电文，涂上桐油顺水而下，告全川同志会“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
1911年9月7日，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
四川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这一声枪响，震动清廷，立派端方从湖北带2000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并借机成功发动武昌起义，掀开历史新的一页。
鲜于浩说：“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实为辛亥革命导火索。”有史料依据显示，孙中山先生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重庆晨报记者 罗强
新中国建立后，川汉铁路中的成渝铁路很快建成，并在成都举行了通车仪式。
新中国两年多就建成了成渝铁路。
位于成都市人民公园的保路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