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鹰
不负责任的全媒体娱乐化运作模式，为网络“呕像”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的生存空间
只要主流媒体摆正了位置，网络“审丑”就只能在属于它的非主流空间中存在，而仅仅成为一个有限“景点”
问：近年来，从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凤姐，再到郭美美之流，持续受到各类人群的“围观”，有些媒体也热衷于报道其人其事。过去，这些人、这些事可能很难“上得了台面”，现在却可以“招摇过市”，真是令人不解。请问，网络“审丑”何以连连得手？怎样才能形成健康的社会审美氛围？
——人民网网友 涛涛
答：在中国互联网10余年的民用历史中，第一个网络“审丑”的主角是2003年爆红起来的 “木子美”。之后，“天皇巨星级”的红人就是芙蓉姐姐、凤姐和“小月月”（虚拟人物）了。今年，拿头牌的极有可能是郭美美。这些网络“审丑”浪潮中的红人，又被称为“令人呕吐的形象”（简称“呕像”），其“成名之道”有三个共同特点：
一是反社会伦理的极端表现，以“反道德”为“道德”。如木子美的成名之举就是以网络日志的方式展览、炫耀和兜售所谓形形色色的“动物性的一夜情”，其以耻为荣的行为不仅博取了关注，而且还被部分人视为 “反叛英雄”受到追捧。
二是以畸形方式展演自我，通过“以丑为美”，将自我形象奇观化。比如，芙蓉姐姐就是顶着网民的嘲弄、谩骂，经年累月在网上搏出位，展演她那些被贬斥为“恶心、臭美”的造型而获取热议的。
三是主动参与“推手—媒体—商家”利益链的构建和运作，表面上个性张扬、自我反叛，实际上是精心的商业策划和操作。比如“凤姐”，其极端“反常”的言行，看似出自本人的“特异思维”，背后却是在表演推手们编写好的脚本、台词，相关媒体则配合做强化传播。
这些“呕像”为什么会成为“偶像”？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是大众娱乐的对象，甚至俨然成为具有特殊市场号召力的消费产品代言人，原因何在？显然，一方面，娱乐性的追捧折射出当下社会生活的浮躁和焦虑，在网络“审丑”中公众或许可以释放压力，并且替代性地满足自我优越感和成功欲望。另一方面，奉行所谓“注意力经济原则”的推手、商家和媒体为攫取各种利益，罔顾道德和形象，刻意打造和炒作“呕像”，以最终“吸引公众的眼球”。
如果说前期木子美、芙蓉姐姐的“走红”还需长时间的预热，且要面对主流媒体、正面舆论的强力抵制和抨击，那么近期凤姐、郭美美的“走俏”，则逐渐带有高频率、爆发性和常态化的全媒体现象特征。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是：网络“呕像”不仅“一夜走红”于网络，而且以焦点新闻的方式持续“占领”包括网络、报刊和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它们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遍地开花”，成为一道貌似势不可挡的“文化景观”，与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传播理念有着紧密联系。
现在，个别媒体抱定一种传播理念：“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它们视“关注度”为传播目标、传播动力，而有意无意地架空独立原则和媒介理性。慢慢地，舆论的真实性和正义性诉求变得似是而非，最终形成了价值虚空的常规性娱乐化运作模式。这种不负责任的全媒体娱乐化运作模式，为网络“呕像”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的生存空间。
有论者称，网络“审丑”的盛行是因为公众的“审美趣味”嬗变为“审丑趣味”。这样的说法，可能夸大了人们对网络“呕像”的兴趣。网友的“围观”如果说在开始阶段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社会关注和正义考量，那么紧接着就会在全媒体娱乐中变成一种“去道德”和“非价值”的“狂欢”。与其说公众对网络“呕像”具有普遍和专注的兴趣，还不如说是全媒体娱乐刺激甚至制造了公众对他们“别无选择”的关注和兴趣。公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一半是假相，一半来自于不负责任的媒体的推波助澜。
在去道德、非价值和非审美的运作过程中，一些媒体自甘堕落为娱乐传播机器，自我放弃了对社会主流价值和核心文化理念的传播引导作用。破解这种道义转向反道义、审美转向反审美、求真转向反真实的传播死结，不仅关系到媒体的良性生存，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健康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使其真正承担起健康文化理念传播、社会核心价值引领的责任。众所周知，在社会文化分工中，主流媒体应当理性确立焦点定向和传播理念，其任务是向公众提供正面的、理想的、符合基本审美的信息。只要主流媒体摆正了位置，网络“审丑”就只能在属于它的非主流空间中存在，而仅仅成为当代文化丰富性和宽容性大背景下的一个有限“景点”。
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尽管网络“审丑”具有一定的消解和腐蚀作用，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绝对的社会危害。在适度的范围内，它确实可以发挥某种释放压力和焦虑的作用。同时，由于网络具有更为便利的双向互动性，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可以从正面影响和改变“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