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李佳杰报道
73岁的樊锦诗早过了隐退的年纪，却依然扛着敦煌保护的大旗，近半个世纪的戈壁大漠风沙已将质朴、坚韧揉进了这位江南女性的内心。为出席今天下午在松江大学城举办的敦煌艺术主题讲座，昨晚樊锦诗风尘仆仆地从敦煌飞抵上海，竟也顾不上昨天下午的敦煌艺术展开幕仪式，如此仓促，老太太却一脸淡定，“院里还有很多工作”。
48年，恍如昨天
48年前的那个夏天，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樊锦诗，背着大大的双肩包，头戴草帽，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来到敦煌的时候，她还是一个25岁的姑娘。记忆中的那个场景而今已化成了敦煌研究院里那座取名《青春》的雕像，每天上下班路过此地，樊锦诗总能看到25岁的自己，总觉得一切恍如昨天。
1962年，樊锦诗经学校安排来到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实习结束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了学校分配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樊锦诗表示当时青年人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此当时她并没多想就一口答应了。
但樊锦诗父母对此却持反对态度，还特地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最后还是被执拗的樊锦诗扣了下来，“家里倒也不是说反对，只是对学校说，这个女孩子身体不太好，希望照顾照顾，不要分配去敦煌。我就把信给捏了，因为我已经表过态了，‘服从国家分配’，怎么能真到那个时候就‘掉链子’了呢？ ”
当时一脸天真的樊锦诗还宽慰家人说，学校答应三年以后让其他毕业生将她替换回来，谁知后来几个“三年”都没人管，一待就待到了今天。
“我现在还是个老天真，也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想那么多干啥呀，一天里那么多算计太烦，就这样吧”。对于当初的选择，纵有许多意料之外，樊锦诗都已淡然。
敦煌，永不消失
敦煌莫高窟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破坏和洞窟本体老化的“双重威胁”。包括山体裂隙、风沙侵蚀、旅游破坏等众多因素都在使得这座旷世艺术宝库日益老化。“对这种老化的趋势，我们只能加以延缓，而不能逆转”，但樊锦诗更反对“关起门来搞保护”的保守思路，“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 ”
2003年全国两会上，樊锦诗联名其他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最终促成了巨额投资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而今，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敦煌研究院当之无愧成为世界敦煌学的研究中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樊锦诗介绍说，自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已经开始对莫高窟进行“数字化存储”，目标是每一幅壁画、每一尊雕塑都要有一个数字档案。 “有些壁画我们自认为保护得很好，但对比几十年前的照片，就发现还是有很大程度的损坏”。而现在通过数字档案及计算机技术将壁画进行色彩还原，就能让一些壁画以原本的鲜艳面貌示人。
“数字敦煌”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永久保存，同时它还能解决旅游开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两难问题。樊锦诗透露，即将于2013年开放的敦煌数字展示中心里，游客可以欣赏到新拍摄的主题电影《梦幻敦煌》，在这段大约20钟的莫高窟壁画360度数字展示中，游客能“毫发毕现”地欣赏到莫高窟壁画的精美细节。而在欣赏完电影后，游客便可以有选择地参观部分洞窟，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为因素对洞窟保护的影响。
落叶，留在大漠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把 “敦煌女儿”的头衔挂在樊锦诗的名字前，大家竟忘了她的真实出生——一位长于上海的杭州女子，当记者用上海话来试探一下老太太的故乡情结，她脱口便是纯正的乡音，“上海闲话，当然会讲咯！ ”
每次踏上这片故土，樊锦诗脑海里便会闪过当年金陵中路的车水马龙。离开这座城市太久，记忆也变得模糊，有一次走在香港的街头，她突然觉得这眼前熟悉的骑楼像是回到了上海。
在敦煌生活的48年，几乎重新改造了樊锦诗。她回忆说，刚到敦煌的时候，每次回家探亲快结束时，心里总是酸酸的，很舍不得。而现在无论去哪儿，呆不了几天就急切地想回敦煌。“尤其是到了大城市，总觉得闹得慌。”
交谈间，老太太显得精神抖擞，但事实上，因长期生活在戈壁大漠中，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给樊锦诗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此前她已因反复发作的胆囊炎而进行了胆囊切除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这一生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个好爱人，又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是要留在敦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