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密云水库（资料图）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省城南昌视察。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周恩来的精神很好，兴致极高。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万千：“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18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边吃边谈工作。周恩来又说到粮食问题：“你们不是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答道。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比较活跃，他站起来，将酒杯高高举起：“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刘俊秀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绩，要谈就是谈失败的教训。今天他也转移了话题：“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他的目光里含着一种欣赏，又暗含着一种机智。他转向刘俊秀，话里有话：“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刘俊秀对周恩来的酒量早有耳闻，他以为周恩来要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干，他有些紧张，忙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叫服务员拿酒来，亲自斟上一杯茅台酒。这下刘俊秀也以为“坏了”，总理与他叫上劲。等到周恩来一开口，他更加为难了。周恩来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如果干两杯呢？”
“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一听，举杯的手变得沉重起来。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亿斤粮食的难度。他喃喃道：“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要再增加三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这时谭震林给为难中的刘俊秀打气：“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
罗瑞卿也开个玩笑，凑着热闹：“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其实倒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他早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刘俊秀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总理要不是因为粮食困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个要求。既然总理开口，就是不喝酒，他又怎么好拒绝呢？于是他将杯子举到了总理面前：“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三亿斤就三亿斤！”
在座的人们一齐叫好。只听得酒杯咣当一响，周恩来酒杯挨近唇边，一口抿了下去。三杯过后，周恩来面色略有些红润。人们知道，这并不是这点酒力的作用，而是他心里高兴：三亿斤粮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度饥荒。
他许久没有这样春风满面了。
周恩来又举杯向其他同志说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周恩来都痛快地一一干了。
行前受邓颖超的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水静的手，耳语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水静不以为然。她曾和周恩来对饮过一次，两人都各喝过一斤茅台，谁也没醉。（参见《和省委书记们》与《特殊的交往》）
“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水静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踏实。因为周恩来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来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饭后，他还和罗瑞卿、谭震林等，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江西省委也有求于周恩来，目标就是台上正在演出的杂技团。
这个杂技团是上海星火魔术团。他们曾在南昌演出多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有关部门曾向杨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魔术表演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组织出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杨尚奎也早有此意，只是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正好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来了，要是当着周总理的面提出这个请求，柯庆施总不该拒绝吧……
演出开始后，杨尚奎就向柯庆施说出这个要求：“把这个团体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口。上海文艺团体那样多，这类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柯庆施不置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