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耜
针对散文中的游记，余光中写过多篇文章，如《论民初的游记》、《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等。读这些文章，觉得它们紧贴文理，切近实际，别有一种目送手挥、潇洒自如的力量。而如此效果之所以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余先生本身是撰写游记散文的大家，深谙该文体的奥妙，这决定了他在品评和论述山水游记的创作时，自会得心应手，举重若轻，别有一番洞见与真知。
正因为保存了这种先入为主的经验和认识，所以，在面对马力两大卷、九十余万言的《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风景史》)时，内心里便生出期待，希望它能像余光中阐述游记之道的论文那样，是一部足以进入风景纵深处和文本血脉里的散文史。因为马力于游记散文的探索与建构上，同样卓有成绩。出自他笔下的若干游记篇章，曾得到张中行、汪曾祺等行家里手的称赏，由他来为风景散文写史，理应有较之学院中人更加“中穴”的特点和愈发“不隔”的优势。
果然，马力的《风景史》于学术追求和文体建构上，至少呈现了如下个性和优势：
首先是材料准备的极大丰富和基础工作的扎实认真。马力一向勤于读书，注重借鉴，围绕自己的游记创作，曾长期研究揣摩现代作家的同类作品，堪称眼界开阔，腹笥充盈。确立《风景史》的写作课题后，更是远绍旁搜，拾遗补缺，博览泛读，从而实现了材料上的充分占有。反映到已成的著作中，遂成云蒸霞蔚，雄浑博大之气。
全书以1919年至1949年的现代中国为时限，以风景散文的发展嬗递为线索，展开描述与阐释，其中进行过具体作品点评的作家，不下200位，而列出专门章节或以较大篇幅加以分析论述的，亦近百人。他们当中有著名作家，也有一般作者；有精英学者，也有通俗写手；有的是专攻，有的是客串；有的擅长模山范水，有的不过是风景偶拾；有的喜欢自然万物，有的关注人文景观；有的记游踪于神州，有的留心影于域外，可谓百家荟萃，异象纷呈。
至于全书涉及的作品数量，仅统计上中下三编所附的“风景散文集书目”，即多达618部。而《导论·近代风景散文概述》一节，在不长的篇幅里，竟胪陈了100多位作家的数百篇作品。论者所下的寻幽探胜、披沙拣金、取精用弘的能耐可想而知。
其次是体式的别具探索和行文的别有追求。如果说在文学史的结撰上，确实存在“六经注我”、“以论带史”的主观派和“我注六经”、“论从史出”的客观派，那么，马力的《风景史》明显属于后者，即力求在充分掌握风景散文创作实绩的基础上，确立史的意识与结构，进而达到史的真实与宏富。
不过，即使如此，《风景史》的体式建构依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集中表现为，同样是分析创作走向和评价作家作品，它不像常见的文学史那样，每每以点面结合、史论兼顾的方式，展开或高屋建瓴、或见微知著的归纳与描述，而是在确立基本历史坐标的前提下，把主要笔墨用于风景散文演进轨迹的梳理与审美风度的把握，特别是用于具有代表性的风景散文作家的文心演绎与文理探幽，以求让“史”的言说尽可能地接近乃至激活渐行渐远的文学现场与作家精神。
而在具体的行文表述上，论者则注重感性参与，讲究语调优雅，同时较多地引入作家们文采飞扬而又各见性灵的作品原文，这样一番追求，自然有效地催生了文学史著作的灵动性与可读性。
当然，面对林林总总的风景散文，《风景史》也有自己的估衡与评骘，不过，这竟巧妙地融入了全书的结构安排——论者打破综合散文史乃至文学史已有的褒贬定势，从风景散文创作的实际出发，以投入精力、审美价值和社会影响为主要尺度，设置了“主体作家”和“其他作家”两个板块，分别实施描述和评价。于是，一种无形的轩轾，一种不评之评悄然生成。这种既是标准也是结构的另辟蹊径，妥切与否自可讨论，但内中承载的勇于尝试的精神，无疑值得肯定。
第三是概念的植根实践与观点的奋力拓展。一部好的散文史，自然少不了必要的观点与史识出新。从这一维度看，《风景史》也有亮点。譬如，书中关于风景散文概念的提出和厘定，关于现代风景散文审美特征的发掘与概括，关于风景散文中社会历史因素的探照与清理，关于风景元素由散文向诗歌和小说的延展与渗透等，都不乏明显的开拓与创新意义。而所有这些努力，又因为论者对文本的如数家珍和对创作的亲历亲为，呈现出理论联系实际和来自实践的突出优长。这样写成的《风景史》，自然有质地而又不失个性。
像任何学术著作都无法尽善尽美一样，一部《风景史》似乎亦存在某些美中不足，其中较为突出的似有两点：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关于现代与当代的历史划分，正日益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缺陷，而《风景史》仍用其作为断代的基本框架，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研究对象，以致影响了对它的深入认知和系统把握；同时，作为完整的学术文本，《风景史》“引”的部分有冗繁之嫌，而“论”的部分则相对单薄，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篇幅膨胀，而且也多少冲淡了学术探讨的深度。倘若马力兄将来有机会稍加调整，我相信效果应当更好。
(作者为大连市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