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环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侯化成
1923年5月6日,战乱四起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今枣庄薜城)大劫案。以孙美瑶为首的一支当地武装,将一列火车上的中外旅客60余人挟往今枣庄山亭的抱犊崮之上。经过与北洋政府长达1个多月的谈判后,人质被释放,孙氏武装3000人被收编。这一事件,有人称之为“民国第一案”。
2011年10月中旬,记者来到当年大劫案事发地,走访了孙美瑶后人及有关人士。
被逼上山
孙美瑶生于1898年,北庄镇(今枣庄山亭区凫城乡)白庄村人。因在家排行老五,乡间称其孙老五。孙氏是当地有声望的富家大户。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清末秀才出身,是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
当时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因此土匪活动猖獗,山东也不例外。孙家既然是当地的富户,自然受到土匪的格外“青睐”,经常被敲诈勒索,名曰“借粮”。孙家只好破财消灾,但在官府看来,借粮与匪,就是和土匪勾结,是大罪,必须严办。孙家多年来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承受着土匪和官兵的双重欺压,心中十分不甘。有一次孙美珠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拉上一班人马,上山造反。这本来是一时的气愤之言,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行动起来,一把火,把自己的家宅烧了个一干二净。全家人一看已经自断后路,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这是1918年的事。
抱犊崮,居沂蒙山区七十二名崮之首,山崮突兀,像一位峨冠端坐的君子,所以又称“君山”。据当地县志记载:昔日有一个姓王的老汉抱犊耕其上,后化为仙人而去,抱犊山和抱犊崮的名字也由此而得。
孙氏兄弟上山后,孙美珠与其族叔孙桂枝分别为大寨主和老寨主。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闻风而来,聚者达数千人。有不少知识分子也慕名而来,曾受鲁迅等人赞誉的鲁南作家王一民也来给他们出谋划策。1920年的清明节,孙美珠宣布组建“山东建国自治军”,下辖5路军,由孙美珠任联军总司令,提出了“以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等的行动口号。
当时的北京政府指使山东督军田中玉,先后对抱犊崮山区孙部进行了多次围剿。1922年7月15日,在西集的一次遭遇战中,孙美珠被俘,然后为官军所杀。孙美瑶被推举为联军司令,时年24岁。
无奈劫车
为了消灭“山东建国自治军”,田中玉统辖山东第5、第6混成旅和20旅、老5师等,对抱犊崮山区继续进行围剿。1923年4月间,由于被围多日,山上水粮俱绝,孙部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为死里求生,“自治军”决定由孙美瑶等人率领一批精干力量,突出重围,在津浦铁路上拦劫常有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来华人员乘坐的特别快车,劫掠“洋人”,以便对直系军阀进行要挟,打退官兵的围剿。
根据在上海、南京等地所设的联络站提供的情报,孙美瑶得知,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2次特别快车上乘有西客。于是,他们决定乘路警都去韩庄警务段段长张文通处祝寿之际,在沙沟、临城间的姬庄附近把铁路拆开。
5月6日凌晨2时50分左右,由浦口开来的列车至此出轨。孙美瑶命部下丁开法、孙美松等率身强力壮、精通武术之人,夺门破窗,蜂拥而上。当时共掳获西客39人、中客30人。除英国人纳思满因拒捕被打死外,其余人等均被劫往抱犊崮山寨之中。这些西方人的名字,在1923年5月7日和8日出版的《顺天日报》上有部分刊登。
后人的这样一段文字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经过沙沟车站,继续朝临城车站前行,此刻窗外一片荒野,只有列车在寂静的夜间急速飞奔。突然,列车发出奇怪的声音,同时震动起来。紧接着,车头及煤车出轨,列车停止。人们从睡梦中醒了过来,车内一片骚乱。原来,司机在车灯的照射下,忽然发现前面的铁轨上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危急之下只好来了个紧急刹车。由于行驶速度过快,列车一时停不下来,开到了长约数十丈被拆去了接轨部件的铁轨上,前面的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随后,一阵枪声由远而近,中间夹杂着阵阵叫喊声。‘土匪?’有人惊恐地喊道。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劫匪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列车的四面八方,他们一边开枪,一边叫喊着。”
“乘客们乱作一团。大多数人将希望寄托在配备着手枪的车警身上,而且车上还有一连随车护路警队,配备了两架先进的机关枪。然而,警察们一见外面数不清的劫匪冲了过来,马上就手忙脚乱,很快就被劫匪制服。”
目击者后来回忆,劫持事发之时,劫匪约有千人之多,而被劫走的中外旅客人数则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二三百,有人说是七八十。其中,外国旅客中以美国人居多,包括洛克菲勒(即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儿子)的妻妹露希·奥尔德里奇,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平格少校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等。
孙美瑶部把中外旅客带到抱犊崮山区之后,一一进行询问,以下4种人立即释放:一,凡是跟孙中山先生的组织有联系的；二,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三,家里不足40亩地的；四,有医巫百工技艺的。另外,如果一家人有几个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等。这样,最后被留下来的中客近30人,西客近20人。随后,孙美瑶发出通告,称如田中玉等胆敢继续围剿,就立即“将西票撕掉”。
收编被杀
临城大劫案发生后,中外为之震惊。驻北京各国公使团,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为领袖,向北洋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认为临城劫车案是“庚子之乱”的再现,要求迅速中止军事行动,免得激怒孙美瑶。田中玉等人原不答应解除围剿,但在公使团的高压下,答应于5月13日上午9时前把官军撤离。
孙美瑶随后与北洋政府展开谈判。从5月11日起,经过数回合的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围剿“自治军”的官兵一律撤回原地,将“山东建国自治军”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归第5师节制,委孙美瑶为旅长。招编3000人,并付款85000元。6月12日,双方在协议上签字,人质获释。
然而,被收编后的孙美瑶并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因为在北洋政府看来,他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为彻底消灭孙美瑶部,当年12月19日,新任山东督理郑士琦,指使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摆下“鸿门宴”,将孙美瑶诱至,然后以“怙恶不悛”、“野性难驯”、“抗命不遵”等罪名杀死。
关于孙美瑶死的方式,大部分专家和史料称是被枪杀,有少数文章称是先被石灰迷住双眼后用刀砍下脑袋。
2011年10月14日,在山亭凫城乡白庄村,记者有幸见到了回娘家探亲的孙美瑶的嫡孙女、现年70岁的孙红霞。由于孙美瑶去世得早,只留下两个儿子孙秉忠和孙秉乾。1970年去世的孙秉乾有一女四儿,孙红霞就是这个唯一的女儿。她的四个兄弟后来从事的都是修建铁路的工作。当地人说,“老孙家是,他爷爷扒铁路,他孙子修铁路”。
孙红霞回忆说,她小时候见过爷爷孙美瑶的照片,四方脸,大高个。那张照片原来她奶奶一直随身带着,1956年3月17日那晚,家里失火,奶奶被烧死,照片也就没了。无论是听奶奶说,还是外公说,孙红霞都认为孙美瑶不是被枪杀,而是被砍头。孙红霞的外公1960年被饿死时,她已经快20岁了。孙红霞说:“外公生前告诉我说,我爷爷当时带了4个卫兵去矿上(指中兴煤矿),进去之后就被一把石灰迷了眼,然后他们用大片刀砍了他的头。因为外公去收尸的时候,爷爷的头和身子不在一个地方。后来外公找人用煤矿上用的那种很粗的炮线把他的头缝了上去,又找了几十个人,三班倒地把尸体翻山越岭抬回白庄。”
孙美瑶的墓原来占地三亩,后来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在白庄西头的一片种柳枝的田里,在孙家人的指引人,记者找到了孙美瑶墓地的大概位置。孙红霞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孙家人近期要为孙美瑶立一块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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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建国自治军
孙美珠、孙美瑶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到底是何性质的队伍,历来有三说。
一是土匪说。当时的各家报刊、北洋政府、军阀官僚和外来势力均持这一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小部分史学家也持这一看法。二是革命团体说。1926年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就在宣言中指出:自治军是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团体。三是赤化土匪说。这是当时部分进步人士的认识。如《临城劫车案纪事》的编者陈无我先生认为,“此次土匪行为(临案),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匪等此种政识大都被世界社会主义所鼓荡,其历程乃在苏俄赤化与欧美民治之间。”
山东大学张知寒、王学典等学者撰文认为,孙氏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与历史上农民暴动一脉相承且带有“赤化”等若干现代倾向的最后一支旧式武装起义队伍。
山东建国自治军是一支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队伍,也吸引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成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是一支有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受过现代思潮影响的造反武装。自治军区别于土匪的最大特点是有较鲜明的政治纲领。他们的斗争纲领是:以“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腐烂病民政策涤刷一新”。这个纲领的内容,继承了历史上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口号和太平天国的鲜明政纲,再一次表现了贫苦农民平等的政治要求和均户的经济观念。同时,又增加了以往农民起义所没有的内容,就是消灭那些“恶董”和“资产奸商”,这表现出新的阶级的要求,反映了这个队伍中的工人成分的利益和愿望,还有稀薄的社会主义色彩。
自治军还有较为严明的纪律。他们针对的主要是“富而不仁”的恶霸地主,对“一牛一轮”的贫苦兄弟、“贫民小户”秋毫无犯。临城劫车后,自治军共劫中外旅客近70名,三天后他们就将病残妇孺全部释放。当时人质中有中外妇女多人,无一遭遇非礼之举。1923年5月9日的天津《启明报》造谣说有的外国妇女曾被匪徒奸淫,北京政府和当时已获释的中外人士一致指出“实无其事”,北京政府为此令该报次日辟谣,然后加以取缔。许多后来释放出来的中外人士在回忆那段被俘经历时,大都对自治军的纪律及对他们的照顾印象深刻,有人甚至认为“觉匪之待余实觉视官为优”。
当然,山东建国自治军自身也有明显的缺陷,还不是一支先进的队伍。
一是始终没有建立政权的想法和打算,斗争的矛盾也始终没有针对当地政权,还停留在原始的粗糙的低级的水平上。二是没有接触土地问题。经济上的要求仅限于掠取浮财,纲领中只字未提土地问题。三是有严重的乡土观念。不愿离乡别走,才有临城劫车的蠢举。把希望寄托在奇迹的出现上,说明单纯的农民造反,无法制订出正确的策略。
(戴玉亮 搜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