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
在鲁迅离开我们整整7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鲁迅。
从世界范围看，鲁迅的足迹最远只到达过日本，在那里，年轻的鲁迅最终完成自己对于人生的选择——成为一个作家。正是这一选择注定了鲁迅身后的思想与文字比他本人走得更远——到20世纪80年代，鲁迅著作的翻译文本已达到50多个国家、70多种语言，无论东邻日韩、东南亚，还是欧美大陆各国，乃至西亚、非洲的阿拉伯世界，鲁迅都引起强烈的共鸣。
而事实上，在55年的人生旅程中，鲁迅一生的行动思想指南就是爱国。他以犀利的文笔直陈社会弊病，批判围观者的冷漠，对国人的国民性阴暗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然今天的时代早已非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爱国，并勇于直陈社会之弊端，仍然没有过时
爱国者鲁迅
今天的时代早已非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爱国，并勇于直陈社会之弊端，仍然没有过时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东尔发自北京 七十五年前的10月19日，现代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鲁迅，在上海停止了工作。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州，郁达夫得知鲁迅的死讯后则不禁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鲁迅在当时国人心中的地位。
在55年的人生旅程中，鲁迅一生的行动思想指南是爱国。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绪，是建筑在对于祖国命运的一种深阔的瞭望和思虑基础之上的。从晚清到抗战前夕，中华民族忧患重重的日子，鲁迅以犀利的文笔直陈社会弊病，批判围观者的冷漠，对国人的国民性阴暗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今天的时代早已非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爱国，并勇于直陈社会之弊端，仍然没有过时。
选择
从三味书屋、南京水师学堂、矿务学堂再到仙台学习西方医学，从放弃举业从事实学，再到弃医从文以笔为枪，从北京到广州、厦门最后定居上海，鲁迅一生的各种选择都围绕着两个字：爱国。选择矿务学堂是在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后痛感中国工业技术远不如船坚炮利的列强，学习医学也是因为“科学救国”的影响，最后受刺激于“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偏见后，他终于决定弃医从文。
东渡求学之后，对于清廷的朽腐不可救药，鲁迅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从而追随章炳麟从事排满革命，与保皇立宪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战，为1911年中国命运的大转折奠定理论基础。辛亥革命前夕，出于赡养母弟的现实压力，鲁迅无奈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俟待民元南北和议成功之后，立即应邀前往北京，从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作为公务员的鲁迅”时期。随着对北洋政府的失望，鲁迅又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最终在蒋介石亮出“4·12”屠刀的寒光之后转往华洋杂处的上海，直至去世。
鲁迅生命中每一次转变，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建设理想中的中国的目标。而他后期的杂文创作更是直接介入政治事务与社会生活，蕴积了更强的能量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清醒
鲁迅更是一位清醒的爱国者，他是以愤火来照出对中国的爱。对于中国的人与事的问题与缺陷，鲁迅是从来不留情面，务求治病断根。他曾断言“世上固多爱者，但也羼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
对于那些挟洋自重来麻痹国人的言论，他也颇不以为然：“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这样掐臂见血的言语必会遭到趋时媚世者的嫉恨，对于宵小的攻击，鲁迅却毫不在意：“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珂先罗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
而对于流血和牺牲的爱国志士的的遭遇，他冷静观察的结论是：“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但即使如此，鲁迅也并未就此堕入犬儒主义，依旧认为爱国并不等同于经商，不能问值得是否。后来者常将二周并列，但就识见与气节而言，开始爱惜羽毛，最后落水附敌的周作人跟其兄的差距，不可以道理计较。
批判
鲁迅对于爱国的理解并非机械、僵化，并不是时刻当做一种主义来束缚自己，即使对于他亲自参与的辛亥革命与最为珍视的中华民国也是如此。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批判起源于对这场革命所承诺的秩序变迁的忠诚。他的心目中存在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对历史的重复。他的心目中也存在着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由“新民”组成的中华民国，而另一个是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的、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的社会与国家。
鲁迅沉痛地说：“我觉得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他对于中华民国丧失了创建之初的理想和目标，是极为愤怒和不满的，因此在他晚年转而寻找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
清醒爱国的另一面表现在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持久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希冀能祛除这些国民性的缺陷，建立崭新的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国民人格。
讽刺是热爱的另一种形式，负面的基调可以表达正面的内容，鲁迅一般不用辛辣的讽刺，而一般采用冷嘲白描的笔法，如刻画中国人的冷漠：“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对照近几年见死不救见伤不扶的种种新闻、报道，不禁让人既钦佩又惭愧，钦佩的是鲁迅目光准与狠；惭愧的是快七十年过去了，尽管中国已经重新崛起，但鲁迅的批评依然如明镜般映照着当下社会的某些犄角旮旯。
另一位20世纪的中国伟人——毛泽东这样由衷地赞叹：“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评价愈来愈显示出其正确与准确。尽管由于某些原因，鲁迅的作品以显而易见的速度退出今天的教科书，然而，鲁迅和他的作品总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所召唤，肯定与否定都源自鲁迅和他的作品成为人们看待自己的社会和时代的坐标。从这个原因上而言，鲁迅永远是一位“当代”作家，而我们也有必要在今天重读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