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本报刊登报道《孔子学院"文化使者"：让世界多一点相知》，引起了读者对孔子学院的极大关注。为此，本报近日采访了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请她就孔子学院的发展建设等相关话题做了进一步介绍--
孔子学院是支"文化传播童子军"
杜军玲
走进位于北京德胜门西北角的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业务大楼，那热热闹闹簇拥在一起的各国国旗分外醒目。350多家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课堂遍布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86%的人口，而这距2004年底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创建不过7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孔子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全球落户生根、蓬勃发展。对此，孔子学院的“掌门人”——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觉得多少有点儿“出乎意料”。
走一条创新的路
2005年担任国家汉办主任之前，许琳在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馆任教育参赞多年。再往前，许琳作为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外资贷款办公室主任，她的工作“就是向世界银行贷款，天天跟世界银行要钱”。当时的中国，一切都在寻求发展，无论对国家还是百姓，资金都还很紧俏。“那会儿觉得，家家有车、有房，那得是下辈子的事儿。”但中国很快就取得了耀眼的成绩。2003年回国探亲时，她惊奇地发现“许多人都有了车，在饭馆吃饭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就在国内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国外也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许琳告诉记者，2000年她刚到温哥华的时候，翻遍当地几家报纸，很少有关于中国的新闻，但后来每周能有一两篇，再后来，每天都有中国的新闻。这些细节告诉她，对中国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学习汉语的时代即将到来。
所以，当许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着手创办孔子学院时，她心里其实是有底儿的。凭借多年国外工作经验，她和她的团队开辟了一条孔子学院发展的创新之路。
“当时国外有朋友对我说，你们在外国独立办孔子学院，绝对不可能。因为在温哥华，德国的歌德学院坚持了20多年，最后还是关门了；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也举步维艰。在加拿大，每一家人往上数三代，几乎都是欧洲人。除了血缘因素，无论法语还是德语、西班牙语，这些语言和英语都是同一语言体系，尽管如此，依然无法坚持，原因是这些语言还是水土不服。而汉字是象形文字，‘一个字一幅画’，根本就是两种语言体系。”
卸任外交官，回国后许琳被调到汉办工作。她决心带领同事们跳出传统对外汉语教学的圈子，大胆走中外合作办学之路，把孔子学院办到了外国大学里，一头“扎进主流”。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创举。
由国内高校和国外高校合作创办孔子学院，首先遇到的就是“牌子”问题。“很多中国高校要求孔子学院的铭牌上既要写上外国大学的名称，也要写上中国大学的名称。外国大学表示不同意，我们就做了让步。这样，他们就认为，真正给了他们。”许琳深有感触地说，“把牌子给到外国高校手里，他才会当成他自己的事情，才会真正爱护，才会全力以赴把孔子学院办好。让外国人学了你的文化，写了你的文字，这是最大的主权。”
真正的中外合作，取得了真正的双赢。正是由于冲破了传统教育主权的这一藩篱，通过孔子学院搭建的这座桥梁，中外双方学术交流日益深入了，师生互访也越来越密切了。许琳强调，“尽管牌子给对方，瓤子里装的却是我们的水。”例如，《孔子学院章程》开宗明义强调：“各国孔子学院必须遵守两国法律法规，不得与中国有关法律相抵触。”
第二个创新，就在于文化推销战略上“敢于推销，舍得推销”。“敢于推销”就是解放思想。每年，当新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要赴任时，许琳都会跟他们谈话，“到非洲、拉美国家，当地人才缺乏，孔子学院可以中方为主；到欧美，这些国家汉学人才济济，就以外方为主，中方掌握否决权就好。”“舍得推销”就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孔子学院制定项目时，不能只考虑中方高校的利益，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但一旦开始合作，一定要加强管理，根据中外双方签订的协议，严格执行由双方理事会协商决定项目。
第三个创新体现在人才培养与教育理念方面。在孔子学院建设、发展过程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每一年，孔子学院总部都要外派大约7000人，这其中有中方院长、汉语教师，还有志愿者。在许琳看来，这些“空降兵”和在外的留学生不同，这些人是真正在外国工作。一方面派出老师的言行举止就是生动的“中国读本”，另一方面，他们深入各国主流社会汉语教学一线，单兵作战、摸爬滚打，必须学会话语转换，克服文化差异。这无形中拓展了各自的国际视野与世界胸怀，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这对高校走向世界，培养未来接班人非常有好处。
许琳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孔子学院总部要求每一个外派教师在完成工作时，须向总部递交一份述职报告，总结自己在外工作的经验和感受。其中一位赴泰国担任志愿者的女生，从小一直是人见人爱的好学生，她觉得自己也应该爱泰国的学生。有一天，她看到一个小男孩与同学打架，觉得按照中国教师的习惯，肯定会严厉批评一番。但跟她同办公室的一位泰国老师的做法让她感触颇深。只见这位泰国老师抚摸着男孩子的头，对他说：“你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才会这样，你现在肯定也很后悔。你不用沮丧，该检讨的是我。因为我是你的老师，而我没有觉察到你的情绪。”然后，这位泰国老师轻轻地将男孩搂在怀里，朝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小男孩一下子抱着老师大哭，承诺今后一定改过。“这个中国女孩儿在她的总结中说，深感这才是爱的教育。你想，那里43℃的高温，两个门板拆一个，一搭，就是一张床，甚至连门都没有。在异国他乡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她竟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对她未来从事教师工作该是多大的触动！”泰戈尔诗云：“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志愿者经历锻炼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跨文化的能力，许多志愿者感叹自己是新时代的“洋插队”。
孔子学院是支“文化童子军”
当媒体上关于“占领华尔街”、欧债危机的新闻铺天盖地，许琳办公桌上来自各国的申办孔子学院的信件却越积越多。美国60所研究型大学，每个月召开一次网络或者电话会议，一上来大家讨论的核心就是，你们办孔子学院了吗？
对“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和孔子学院的炙手可热，许琳认为：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美国、欧洲等国家经济阴雨绵绵。全世界在从经济发展角度羡慕中国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思维、生活方式以及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在思考：中国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为何能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各国申办孔子学院的几乎都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
在全球汉语学习热潮的推动下，七年来，孔子学院蓬勃发展，形势喜人。每当孔子学院总部业务大楼，又多了一面新的外国国旗，许琳和同事们欣喜之余，更多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作为孔子学院的“掌门人”，许琳很清楚，孔子学院是一支“文化童子军”，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一位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授曾对许琳说：“国际汉语教学好比沼泽地里跋涉，往后看，留不下脚印，往前看，迷雾茫茫。”这句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中华文化“走出去”之难。
美国外语教学中，70%是西班牙语，20%是法语，6%是德语，而汉语只占极少一部分。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及欧洲经济持续衰退，给孔子学院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现在很多美国州立大学面临财政困难，存在裁撤学科的问题，外语教学首当其冲。“美国人对我说，这时候如果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帮我们渡过难关，美国汉语教学未来一定会有更大发展。现在，美国一些西班牙语、法语教师已经开始转向汉语。”许琳告诉记者。
这些年来，财政部对孔子学院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虽然经费在逐渐加大，但项目审批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国家汉办与财政部相互之间往往会因为一个项目不厌其烦地论证其可行性。国家汉办去财政部最多的时候一年跑60趟，其中就包括为教师和志愿者提高待遇。
许琳说，教育投入和文化传播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和潜移默化的过程才能见效。在孔子学院这件事上，我们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
“向外走得越远、越广，就越反省自我的文化。”许琳说，这几年孔子学院发展很快，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在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地思考和反思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哪些是精髓？哪些是真正需要传承的？许琳说，她真正希望的是，外国朋友能够通过孔子学院，学习中国语言，认识中国文化，真正了解中国。同时，通过孔子学院这一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中国文化通过与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与交融，真正实现自新和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