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承商务印书馆的杨德炎同志有胆有识，为钱锺书立项出版一部不太可能热销的《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数量巨大。”在《中文笔记》座谈会上，杨绛先生通过录音表达了对出版者的真挚谢意。
杨先生称赞商务印书馆“有胆有识”，此言不虚。手稿集的确是一部“不太可能热销的书”，但是2000年，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深知这些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毅然决定斥资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将钱先生的全部笔记手稿扫描印行，公之于众。这笔钱对于出版社来讲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而投入其中的时间精力更是难以计算，但是这对学术的发展，却是功德无量的。“杨先生牢牢记住了杨德炎的名字，每次都要提的。”陈洁说。
然而，促成手稿集出版的杨德炎先生却遗憾地因病于去年去世，没能看到全部手稿问世。但是他心底对手稿集“责无旁贷”的信念早已传递给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
2003年《容安馆札记》出版后，《中文笔记》开始了扫描工作，编辑回忆说：“那时候扫描很费劲，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因为手稿很珍贵，技术部买了好几台高精的扫描仪，专门弄了间房间，聘请两个专人扫描手稿。光扫描就用了一两年，扫完还要一一调版，工程量很大。”
2008年年初，陈洁正式开始了编辑工作，但是很快她便发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远远超乎最初的想象”。
“有些笔记本掉页儿了，卷边儿了，磨损了，字迹残缺不全，而有些原本完好，排版时一不小心，校样上就缺了角、切了边，得重新调版或扫描。有些批注横跨左右两页，如果排成正反两页，文字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必须保证每一页都在原来的位置才行。为了避免遗漏，我们得静下心来一页页地核对。”陈洁对记者说。
除了扫描排版，接下来她遇到更大的困难：编目。洋洋洒洒1.5万页中文笔记，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完善的目录，对读者来说无异于盲人摸象。“我们钩沉出3000余种书目后，查考大量书目文献，加上规范的书目信息，再根据笔记正文确认版本信息，随后反复核对页码。”
在83本中文笔记里，其中有49本都有钱先生自己编的目录，甚至内容里添了一段什么，目录里也要插进去一个“参见第××册”，而且目录有序号，如果发现哪里错了他把序号也改了，钱先生的认真程度可见一斑。
为《中文笔记》编订分册目录的李小龙说：“刚开始，觉得照着钱先生的目录一一对号就行了，但是一接触，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情况，所以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凡例。虽然钱先生自己也做了目录，但是出书的话，直接用钱先生的目录并不方便。他一般只写一个书名，可他看的书太多了，很多书书名一样，作者不同，而且钱先生没有标明卷数，所以还是需要重新做。”
“钱先生的中文笔记数量庞大，任何一个学者都不可能从头看到尾，但是里头信息又很多，它和《管锥编》还不一样，《管锥编》不但有目录，甚至每节还拟有细目，再加上后来又有学者做了《管锥编》和《谈艺录》的索引，所以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中文笔记》的数量比起《管锥编》，是百倍以上，里面资料多、他读的生僻的书又很多，读者拿到这套书，可能会不知从何入手，因为到处都是有用的资料。所以做目录的用意，就是给读者提供方便。”李小龙说。
编写目录，时常要不断地揣摩钱先生的思路。“他看的清人别集很多，有很多人的别集有几十种，他只列了别集的名字，基本都不写卷数，我就要考虑他到底看了哪一种，因为像钱谦益、厉鹗、王士禛等人，别集数量特别多，有全集，有选集，甚至还有后人补辑的集子,我们商量一定要把卷数注出来，这对我们可能很难，但是对于读者和学术界来说可能很有用，否则大家不知道他看的是哪个版本。”
钱先生很重视版本，但是在笔记里他没有著录版本，因为毕竟是笔记，不像写专著时必须标明卷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钱先生会在正文里提及卷数，比如他只提到了‘卷二十’，但是有二十卷本、也有三十卷本，就无法确定。所以我后来很多工作是查原书，看他写了卷二十的哪一个篇目，我在原书里去找有没有这个篇目，如果有就证明很可能是这个版本的，如果没有就可能是另一个版本，这个工作费了不少时间。”李小龙说。
好在《续修四库全书》收了大量清人别集，帮他解决了不少疑问，因为钱先生读的很多书在这里都能找到。但是仍有一些实在攻克不了的难关，在编第一遍目录时，存疑的就有二十多种书，“还有的在他列的目录里面，以为是一本书，结果找了很久怎么也找不到这本书，后来才知道是某本书里的一篇，或者一句话。”李小龙说。
经过反复的核实、查找，这些存疑最后都基本解决了。“不过这只是我们认为解决了，而这个卷数只是个参考，到底是不是钱先生当时看的版本仍很难说，但是起码给读者提供一个查考的途径，一个参考的范围。”陈洁说。
为了目录体例的统一，费尽周折
这些笔记对于钱锺书先生来说，不是记在本子上，而是在他脑子里的，笔记对他来说只是个辅助工具，所以他要找什么东西很容易，凭他的脑子找，很快。但是对于编辑笔记的人来说，就要费一番周折了。
如果说钱先生的笔记是一座蕴藏无尽宝藏的名山，那么编目工作就是勾勒藏宝图的路径。
钱先生的笔记有时候让人一目了然，有时候又极难破解。特别是钱先生看了许多又生、又专的书，更增加了难度，好像是天性淘气的钱先生故意留给后来人的谜语，需要后来人动足了脑筋才能逐一破解。编辑田媛承担了大量梳理细目的工作，她的专业是研究唐以前的文学，负责编目的学者李小龙则是研究宋元明清的，回忆起动用十八般武艺来破解这些疑难问题，他们至今仍记得那“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窘困以及“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
在田媛看来，这些笔记对于钱锺书先生来说，不是记在本子上，而是在他脑子里的，笔记对他来说只是个辅助工具，所以他要找什么东西很容易，凭他的脑子找，很快。
但是对于编辑他的笔记的人来说，就要费一番周折了。
“因为钱先生的目录里把丛书当成一种，所以我们就把丛书当成一种，但实际上做编目的时候，花了大量时间做细目。像《说郛》，一开始细目做出来了，后来我们又删了，因为它收了好几百种甚至上千种小说，很多书已经遗失了，只在《说郛》里保留了几则，古代目录把它当类书而不当丛书，考虑到细目的意义不大，所以细目做出来后又删了。但是有些丛书就有意义，比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各收了20多种诗话，《词话丛编》收了80多种词话，这是整本收进去的。如果我们看钱先生的目录只看到他看了《词话丛编》，却不知道他看了其中哪些具体作品，就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个细目还是有用的。”李小龙说。
除了丛书，像《全唐诗》这样的总集里涉及各个诗人，钱先生在笔记里，每一个诗人都是另行起的，用一个红笔框起来，因此田媛根据这些标志，把所有诗人都理了出来，想看看钱先生记了哪些诗人的诗，包括《宋文鉴》、《明诗综》、《元曲选》、《明文海》等等，这些细目都被她一一整理出来，而且笔记上是在同一页的，目录里就列在一行，如果换页了就换一行。之所以一点点把这些都“抠”出来，是因为他们最初想把细目都标出页码来。
对于专业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田媛来说，总集里的人名大概总是知道的，有的虽说生僻些，查找之后也终究难不倒她，但是有一套很偏的书着实把她难住了。
“清代有一套丛书叫《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这套书本身有1000多种，卷帙浩繁，全部是地理方面的丛书。我记得刚开始看到笔记里的这套书就有名字不认识，《藏鑪述异记》，很生僻，五个字基本一个都没认出来，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提起当时被难住的情景，田媛至今有些哭笑不得，后来她专门找到一位练书法的人帮忙辨认，“他全认出来了，但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眼就认出来的。”
动用了各种资源，田媛终于将这套地理丛钞细目理了出来。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最后成书的时候，她辛苦做成的目录全部被删掉了。陈洁谈到此事时心头仍会浮起一丝歉意：“目录删完之后，好长时间我都不敢给田媛看，因为她花了好大的功夫做的，全都没有了，肯定很难受。但是没办法，编辑工作有时就是这样。”
而割舍的原因，正是为了忠实于钱先生的手稿、忠实于手稿本身的目录体系。“因为钱先生的目录里没有细目，我们考虑了很久，觉得把总集的细目写进去，反会干扰大家对钱先生目录体系的理解，所以只好割舍了。”李小龙说，“一方面是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体例，另一个考虑，尽量保留钱先生手稿的原貌。如果是钱先生自己做的细目，我们就保留，比如《六十种曲》这套丛书。”
将原貌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
由于影印的版本终究利用率比较低，学界、钱迷对排印本的呼声一直很高。商务印书馆在立项之初，也曾考虑过排印的可行性，“但是发现整理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学术含量非常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所以我们首先提供影印件，提供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挖掘的基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钱先生笔记的真实面貌。”
钱先生淹通古今，学贯中西，因此他的笔记内容或古奥典雅，或琐细冷僻，加之其独特的字迹，更增加了手稿的阅读难度，对读者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有人说“读《容安馆札记》比读《管锥编》还要难上几倍”，也有人问“为什么不能将手稿排印出版？”
这些是许多读者心头会产生的疑问，但是对于此，专业人士并不这么看。李小龙介绍说：“钱先生写字虽然常常是连笔、草体，但是规范性特别强，每一个字，他都按照同一个方式去写，所以，只要你第一次认出来了，以后再碰到这个字，和前面的几乎一模一样。还有的字写得特别工整，像是刻意在练字；有的字乍看不懂，但是看了上下文就能推出这个字来，只要习惯了，看起来还是不难的。”
“《中文笔记》凡是正文里写的都比较规范，但是旁边小字注因为写得快、字又小，就很难懂。做《容安馆札记》时因为还没有太多经验，版面设计得稍微小了一点，这次我们请了影印方面比较专业的排版厂做版面，尽量放大，让大家能看清楚。尤其小本的笔记，放得很大，这样对读者阅读比较有益。”陈洁说。
对于为什么不能排印出版，田媛认为这是出于对手稿的保护：“有人说明朝‘刻书而书亡’嘛，因为刻出很多很多错，而一旦它流传了、变成通行的本子了，原来的本子很快就找不到了，连保存都是问题。而且越改离原貌越远，我们后人反而看不见原来书的模样了。排印的话，排出来让谁去校对都是个大问题，得请专门的人，校对是非常耗费精力的，更重要的还要看校对者的知识储备。”
不过，由于影印的版本终究利用率比较低，学界、钱迷对排印本的呼声一直很高。商务印书馆在立项之初，也曾考虑过排印的可行性，“但是发现整理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学术含量非常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所以我们首先提供影印件，提供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挖掘的基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钱先生笔记的真实面貌。”陈洁说。
至于排印出版的学术难度，李小龙举了一个例子：“其实有大量古籍没有排印本，有的古籍其实很重要，比如明代的王世贞，他对明代的历史研究、文学研究都非常重要，他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共381卷，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排印本，只能影印出版，因为校点本身就是一项非常辛苦且要求很高的学术工作，得很专的研究者多年努力才可以。所以现在很多书影印出来比排印要好，至少影印错误很少，所以我认为这是最负责任的一种方式。钱先生的笔记第一次公诸于众，最好的方式就是影印了。它是个大宝藏，读者各取所需。”
《中文笔记》在李小龙看来相当于《管锥编》续编的大资料集，只可惜没有钱先生自己的整理，“但对此应该进行像《管锥编》那样的研究，这当是学术界今后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和使命。”
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中文笔记》的出版不仅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也引起了欧美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的关注，因为钱先生在欧美学界声望很高，很多汉学家也对中文笔记手稿期待了很久，因此笔记出版不久，海外订购信息便纷至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