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锺书先生的笔记手稿里，外文笔记数量最大，共178个大小笔记本，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3.4万多页。题材不仅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各领域，还包括通俗小说、侦探故事、笑话，以及大词典和百科全书。
外文笔记的规模庞大，编成册有可能达到40册，又是一项艰巨的出版工程！其编辑难度超过了中文笔记，语言是其中最大的障碍，必须有相关知识领域的人来做。
早在清华读书时，钱锺书就有志于搞外国文学研究，在英国留学时，他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外国文学，从英国文学开始，继而是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还有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西班牙文则是跟杨先生学起来的。
因此在钱先生的笔记手稿里，外文笔记数量最大，共178个大小笔记本，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3.4万多页。题材不仅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各领域，还包括通俗小说、侦探故事、笑话，以及大词典和百科全书。
按照杨绛先生的排序：“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他有一个规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这些外文笔记收藏在三只大纸箱里，奇迹般在“文革”中保留了下来。
外文笔记价值也很大。钱先生曾经想用西文写一部类似《管锥编》那样的著作，综合西方文学的论著，取名《<管锥编>外编》，起意于《管锥编》完成之后。如《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一样，外文笔记也包括他经过“反刍”悟出来的心得，写来当能得心应手。但由于没有时间，后来又生病，这部作品没有写成。
陈洁说：“用杨先生那天录音里的话来说，这些著作‘影儿都没有呢’。所以对于钱先生、杨先生、整个学术界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大量的资料都保存在外文笔记里，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挺繁重的。学术界也在期待着。”
在外文笔记里，钱先生常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很难编排，而杨绛先生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恰好1999年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博士(Professor Dr.Monika Motsch)来北京,杨先生请她帮助初步整理了一些笔记。莫芝宜佳是德国的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也是《围城》德语本的译者，钱先生对她的翻译非常满意。她会很多种语言。当她看到外文笔记目录和片断内容后，“馋”得2000年的暑假借机会又来到北京，帮杨先生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只可惜因为时间匆忙，她没来得及把笔记按年月的顺序排列，只能随手从纸箱里拿一本编一本，因此留下了不少遗憾。
“解铃还须系铃人，后续的编目工作大概非她莫属。”陈洁说，“我特别佩服杨先生的远见，那么早就让莫芝宜佳教授做了目录，好像做了一手准备，把这么多年后要做的事情提前铺垫好了。”
据编辑估算，外文笔记的规模庞大，编成册有可能达到40册，又是一项艰巨的出版工程！其编辑难度超过了中文笔记，语言是其中最大的障碍，必须有相关知识领域的人来做。
“但是商务印书馆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杨先生一直在等，学界也一直在等。我们去送刚印好的《中文笔记》时，杨先生就在问《外文笔记》怎么样了。接触过杨先生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感受，能体会到她的心意。我们也做好了精神准备，攻克这个难关。”陈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