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辛亥光复
王尧礼
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夜七时许，得到贵州陆军小学学生造反消息的贵州巡抚沈瑜庆，命巡警道王玉麟打电话传唤新军标统袁义保来见，但电话接通后听到了一声枪响，王玉麟急问是怎么回事，许久才有人回答说，标统袁义保反对革命，被三枪毙命。沈瑜庆闻报大骇，急召卫队入卫，卫队管带彭尔堃臂缠白布条进来，沈瑜庆更是惊骇，因为白布条是革命党的标记。彭尔堃对他说：如果是土匪来犯，卫队自当严正以待，如果是镇压起义士兵、学生则不能。沈瑜庆想手中还有炮队，可以负隅抵抗，没想到炮闩已被拆卸，此时已经送到贵州辛亥革命领袖张百麟手里了。众叛亲离，沈瑜庆只好北面而哭，交出政权。十一月四日，贵州宣布光复——恢复了汉族的天下。
为了这一天，贵州的革命党准备了四、五年。一九〇四年，贵阳年过半百的老书生张忞与比他小二十多岁的秀才平刚、彭述文等发起组织了“科学会”。这个科学会名为学术团体，实为反清革命组织。次年平刚因剪辫为官府所不容，出走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平刚从日本邮寄革命书刊回贵阳，传递信息。一九〇六年，张忞为了响应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准备起事，以密泄不果。一九〇七年，贵州另一个革命党——贵州自治学社成立，科学会全体成员受流亡云南的张忞之命加入。同盟会视贵州自治学社为“同志”。自治学社大力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平民中发展成员，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遍及全省。
聚集革命力量
自治学社先是以立宪为宗旨，后来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开始聚集革命力量。
哥老会(又称“公口”)是秘密反清组织，几乎各县皆有，成员不仅有广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士兵、还有地方士绅和知识分子，后一部分人往往是各地公口的领袖。张百麟早年便与贵州的公口有联系，自治学社成立后，为了从下层寻求支持者，曾发展过部分公口首领人物入社。辛亥年，他有计划地团结哥老会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于上半年与自治学社的另一位领导人黄泽霖召集社中哥老会重要人士在贵阳开会，计划组织哥老会武装力量。六月，张百麟、黄泽霖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调武装的会众集中在贵阳附近，“静待命令，相机发难”。
贵州新军有步兵一标，三个营，每营五百人，共一千五百人，附炮兵一队，二百人，标统为袁义保。另外还有征兵一营，五百人，管带为董福开，董已率兵往援四川。新军军械精良，早就酝酿着革命空气，下级官兵中曾有人参加过科学会的革命活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新军正目杨树青一度打算在谘议局开会之日刺杀沈瑜庆，“号召各团体起事”。辛亥春，自治学社确定了“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的方针，通过聚餐团结新军中下层目兵，大约三、四个月，新军中的革命空气高涨起来，为九月起义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另一方面，为争取新军中、上层军官，自治学社首先推荐黄泽霖作新军标统袁义保的书记官，作争取袁义保的工作，又安排社员彭景祥直接与新军队官赵德全联系。队官赵德全与同事蓝鑫、陈启顺、鄢元发、叶占标等都是湖北人，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随贵州巡抚岑春蓂来贵州，他们在湖北时受革命影响。自治学社与赵联络，通过赵，联系广大新军官兵。革命前夕，赵德全等“分担责任，劝导目兵，陈种族大义。运动成熟，众皆感动，推赵德全为新军临时代表，与革命党之自治学社接洽，相机发难。”
陆军小学中原就有革命组织历史研究会和会党组织“皇汉公”，周围已团结了一大批革命师生。自治学社安排社员廖谦入陆小充提调，历史研究会及皇汉公领导人江务滋等都与自治学社往来密切，有些人还加入了自治学社。
贵州的其他武装力量如巡抚卫队、巡防队、征兵营、巡警学堂、巡警教练所，自治学社都安排专人联络，收到不同成效。
在武昌起义后，即遣社员各回本县，联络各界，分头运动驻防绿练各营，取得显著成果的，贵州辛亥革命爆发，贵阳发难后，全省各地纷纷起应。
自治学社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掌握掌握全国形势，特别注重与北京的联系和与同盟会联系。辛亥四、五月间，杨寿篯便在京函告，奕劻组阁，人心大愤，将有巨变发生；钟昌祚在河南函告，袁世凯对革命态度模棱两可，恐不能为清朝出全力；蔡岳在上海函告，上海人心浮动，革命将爆发；安健在日本函告，同盟会在广州失败后将有事于长江。这对于自治学社决定自己的革命行动，起了极好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贵州全省到处充满了一片革命气氛，特别在贵阳，大官栈中，自治学社与新军士兵畅谈革命，人民既不惊奇，官吏亦不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