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与中国
文/李静 编辑/戴敦峰
毕加索的生命历程近一个世纪，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他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也贯穿了近一个世纪。
有评论家指出，从1920年到法国巴黎学习绘画的常玉、林风眠身上都能看到受毕加索影响的痕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人道报》头版就刊出一则举世震惊的消息，与埃菲尔铁塔齐名的大画家毕加索宣布加入法国共产党。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刊登《庆祝画家皮卡索加入共产党》一文，并在延安举办毕加索画展作为纪念。
1956年，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法国，并到戛纳拜访“超级偶像”毕加索。曾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的艺术家张仃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几十年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对毕加索当时居住的加里富尼别墅的陈设布置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午后，我们来到毕加索的工作室，是在海边的一所别墅。毕加索睡完午觉，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领着我们参观了工作室，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华贵，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艺术家，他卖掉一幅画的价钱，可以购买他一生用不完的绘画材料。可是，在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画家的工作室里，除了作品是新的，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是不断脱落的灰迹，沙发旧得已经露出了弹簧……所有这一切，这位艺术家好像一点也没意识到。他的工作室里，墙上、地上都挂满、摆满了大量新作……”
张仃把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了毕加索，并且与毕加索合影。照片上，76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面带微笑，目光炯炯。
国画家王雪涛即席挥毫，只用了7分钟就画了一幅《松鹰图》，令毕加索非常吃惊。毕加索也当场画了一幅画，送给王雪涛一人。
这次拜会时，中国文化代表团向毕加索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到中国访问，但毕加索并未同意。
同样是在1956年，张大千携夫人徐雯波到加里富尼别墅拜访毕加索。张大千夫妇落座之后，毕加索便拿出百余张自己临摹的齐白石作品给他们看。毕加索很认真地对毕加索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学习艺术？”在毕加索看来，齐白石画鱼并没有画水，他却能感觉到鱼在水里游，而齐白石画的墨竹与兰花的意境也是他实现不了的。
鸽子在西方艺术史中一直有着不同的寓意。在希腊神话中，鸽子是爱神阿芙罗荻忒的宠物，寓意爱情和生命的轮回；文艺复兴时期，圣洁的白鸽又成为圣灵的化身，经常伴随耶稣出现。鸽子一直是毕加索钟爱的艺术形象，1949年，毕加索的一幅以鸽子为主体的石版画被推荐为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吉祥物，并印制成宣传画，鸽子从此成为和平的象征。
1864年出生的齐白石是中国近现代书画的代表人物。1952年，年界九旬的齐白石亲自养鸽子，观察其动态，并画了《百花与和平鸽》，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献礼。对于和平鸽，齐白石说，他(毕加索)画鸽子飞时要画出翅膀振动，我画的鸽子翅膀不振动，但要在不振动中看出振动来。
1969年，15岁的费大为还在读中学。一天下午，他正在画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当时每个单位门口都要有一张毛主席像，我画的这张大概有3米多，画的时候要时不时地从脚手架上下来，到远处看看效果。”费大为正打算爬上脚手架修改画时，听到驻足观看的两位老师低声讨论：“画得挺不错的，只是国外现在不流行这种写实的画法了，国外有名的大画家一个叫马蒂斯，还有一个叫毕加索，早就不这么画了。”这是费大为第一次听到毕加索这个名字。他开始寻找相关的画册及资料，但时值“文革”，能找到的都是1930年代以前的出版物。从建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采取“苏联式”的美术教育，使得很多学习油画的人只知道“写实”风格，完全不了解毕加索和西方艺术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国内才重新开始出现有关西方美术新思潮的出版物。1981年的《信使》杂志曾经做过一期毕加索的专辑。“《信使》杂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这个专辑让我第一次全面地了解毕加索。”中国抽象派画家丁乙说，在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读书时，他从老师余友涵的宿舍发现了宝贝——一本毕加索的画册。“开始和余老师并不是很熟，只能在他宿舍里翻翻，熟悉之后才敢把画册借走。”
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访华时，曾经将25幅毕加索作品带到中国。这些作品在当时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展出，“那个时候的展览没有像今天这么‘奢华’的开幕仪式，也没有邀请明星来助阵，却有很多人排队买票，各地艺术院校组织师生来看，对做艺术的人的震撼和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今天达不到的。”丁乙说。
直到现在，丁乙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毕加索展览上买了一本画册，画册有一个外皮，里面就是一张张作品的单页。看完展览后，丁乙又一遍遍地翻看画册，他对毕加索的技法很着迷，为了从毕加索原作中寻找答案，连续排了几次队买票看展。丁乙发现，毕加索大部分的作品对线条的处理方式很特别，会分成几个层面来塑造。他先用木炭笔勾出坚挺的线条，再蘸着大量的调色油画一遍线，在这些基础上最后涂黑色，把断掉的线再连一下，这就使得毕加索的作品有着丰富的层次。
艺术家周春芽刚看到毕加索作品时，觉得他的画很刺激，还有点看不懂，不过很快就适应了。“毕加索对于我最大的影响是精神层面的，他是个创作力旺盛的艺术家，对艺术和生活都充满激情；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曾经强烈地反对法西斯，积极地参与社会。”周春芽说。
此时，西方上下百年的艺术潮流同时涌向中国，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交相辉映，在如饥似渴的研究了毕加索的技法之后，丁乙的关注点很快发生了变化。“85美术新潮”的艺术健将们也迅速将目光聚集到更先锋、更激进的艺术方向上。此时，毕加索已经离世多年，他所代表的现代派也成为了历史经典。
1987年的一天，费大为与时任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总监的让·于贝尔·马尔丹，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张培力、耿建羿一起在杭州的一家酒吧喝酒。此时，费大为正在为马尔丹策划的《大地魔术师》展寻找中国艺术家。他们所在的酒吧是杭州极少的有各种洋酒的“高档”场所，耿建羿突然间恶狠狠地冒出一句：“毕加索就是个‘娼妓’。”马尔丹笑着说：“我觉得也是，我刚刚拒绝了一个毕加索的展览。”
费大为说，艺术史本身是不断否定自己的历史，1980年代后期，又一波前卫艺术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在前卫艺术家眼中，毕加索的作品显得太过“唯美”，太过“讨好观众”，反而变成了被否定的对象了。
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报复的总监，马尔丹当时正摩拳擦掌想要办有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展览，毕加索等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展览肯定会取得成功，却没有任何的挑战性。毛焰说：“在新的潮流冲击下，没有人愿意谈论毕加索，他就像一个老国王，面临着时代的挑战与冲击。”
多年以后，丁乙在给学生们上绘画基础课的时候，仍然经常会拿毕加索的作品举例。在他看来，毕加索的作品非常讲究结构，更加几何化、抽象化，他试图从其作品的结构、色彩关系和特殊的透视系统，向学生开启通向西方现代绘画的大门。
另一方面，由于毕加索一生求变，个性鲜明，很多艺术家既喜欢他的作品又故意回避他的风格。“现在看毕加索的作品还是觉得非常好，但从创作方式上我要避开他。一方面学习大师的精神，要有自己的风格，既要向大师学习，也要远离大师。”周春芽表示。
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以下图书及文章，一并致谢。
李兆忠：《艺术家张仃：毕加索的东方知音》一文，刊载于《人物》杂志；
高远：《共产党员毕加索》 刊载于《读者欣赏》；
《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文欢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毕加索：创造者与毁灭者》(美)亚丽安娜·哈芬顿著； 金城出版社 陈子慕 译 2007年
《毕加索和他的情人们》(美)亚丽安娜·哈芬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初兆丰、王月瑞 译 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