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孝”自若
王开林
今夏,我去昆明鸣凤山参观吴三桂重修的那座金殿,发现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道观非它莫属,不仅吨位足以取胜,而且铸造工艺十分高明。青石基座上镌刻有《二十四孝图》,历经风雨剥蚀,这些清初的原迹早已残缺模糊。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其中“郭巨埋儿”、“卧冰求鲤”、“尝粪忧心”、“乳姑不怠”数则完全乖悖常情常理,甚至相当恶心。这就是传统文化,摒弃不难,认同不易,但我们要学会理解才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孝”恰恰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汉朝首倡孝治,举孝廉就属于彼时的发明,被荐举的人选必须孝顺父母,行为廉正。汉朝的孝子孝女奇多,董永卖身葬父,郭巨埋儿奉母,缇萦代父受刑,曹娥寻父投江,赵娥为父报仇,个个著名。我们读史细心,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除开汉高祖刘邦,汉朝其他皇帝的谥号均前缀一个“孝”字,孝惠、孝文、孝景、孝武,一直到孝献。吊诡的是,汉高祖刘邦并非孝子,项羽捉住刘太公要当众活烹,刘邦却说:“吾翁即尔翁,如欲烹尔翁,幸分我一杯羹!”如此看来,汉朝倡导孝治,仿佛中医常讲的“缺什么补什么”。
元人郭居敬迎合社会需求,辑录古代二十四名孝子的故事,编成《全相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成为风行全国的孝道范本,官方和民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方面的传播。五四之后,鲁迅撰《二十四孝图》一文,认为古人把“孝”字抬得太高,“这些老玩艺,本来谁也不实行”。但专制魔王的工具理性不可低估,忠臣多出于孝子之门,岳飞就是显例,但宋高宗(幕后指使者)和秦桧(实际操作者)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将他冤杀于风波亭,可见忠孝者处境艰危,也可见极力倡导忠孝的专制帝王极为变态,内心阴森冷酷。
当代讲法治,孝治已不大行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孝治就丧失了市场份额,没有人再给它投注。你猜讲孝治谁最起劲?居然是某些贪官,这个事实真令人大跌眼镜。“新儒生”冯伟林的总结精妙无比,“廉洁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这篇讲演稿纲举目张,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廉洁”和“孝顺”并举而谈,将法治和孝治整合而论,最终使二者实现了无缝对接。某些官员贪赃受贿,额度之高近乎天文数字,法院依律判决,不是死刑,也是死缓。白发高堂听闻儿子转悠在鬼门关前,悲不自胜,情何以堪?不能为父母化忧解颐,反而令父母丢脸伤心,这种人显然是不孝之子。一旦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悲催又要大大加码。冯伟林的演讲稿立意不坏,用心良苦,可惜的是他能说不能行,伸手被捉之后,所产生的反讽效果将他以往的孝文化建设彻底颠覆,夷为废墟,这就寒彻了天下孝子之心。
廉的倡导者不廉而讲廉,孝的倡导者不孝而谈孝,其弊害甚至大过质疑“廉”和“孝”, 反感“廉”和“孝”,否定“廉”和“孝”。何以见得?伪善坏过不行善,伪爱坏过不施爱,是相同的道理。人们最恨的是欺骗,是虚假,因为欺骗和虚假能够轻而易举地孵化出丑恶。
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老百姓朴实无华,不会讲出这类文绉绉的句子,但他们的听力和眼光一点也不差。谁是真廉,谁是真孝,谁在撒谎,谁在忽悠,他们一目了然,某些官员自以为披了一件“新儒生”、“改革家”的炫酷外套,就能藏掖住自己骨子里的那份“小”,这种如意算盘还是少打为妙。
有一句老话是“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那些大讲廉孝合璧的贪官落马后,总有一群情妇浮出水面来,“孝”是掺了假,“淫”却落了实。所谓“孝为先”,他们只是把“二十四孝图”挂在嘴上,哄人权当哄鬼,又能收效几何?
参观金殿时,我对同伴说过这样的话:“吴三桂标榜忠孝,不惜斥巨资重修这座道观,最终却弄得满门抄斩,他忠从何来,孝从何来?这‘二十四孝图’更像是讽刺漫画。”
低调的贪官更容易邀得大众原谅,高调的贪官则备受世人鄙夷,老百姓恨假之心,远远超过恨恶恨丑,揆之今日,尤甚于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