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 力
一个命运多舛、离乡背井，一路从深圳打拼到上海的年轻女子，生活在扰攘的社会底层与朗朗晴空的错置中。回家的路几经波折，却又长存温暖；
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
一个出身中产家庭的小男孩，11岁已锋芒毕露，远赴捷克与专业乐团合作演出。6年后，令他开窍的音乐，也把他带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些小成本制作影片在前不久的第四届新人电影节集中展映，唤起了在场观众的诸多共鸣。新晋导演们抽取了现实中一个个故事，“小人物”的优缺点在镜头前被放大。而在镜头之后，青年导演们自身演绎出的创作之路，同样曲折、温馨、动人。
邓勇星：和弄堂阿姨打成一片
拍一部关于“回家”的电影是台湾导演邓勇星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常年居住在上海，父母却身在美国。这种异乡的距离感、漂泊感随着时间推移，与日俱增。“我生活在上海的弄堂里，接触到了很多外地来上海的人，尤其是安徽人，我不自觉地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种共鸣。”
当邓勇星2008年底把自己创作的念头跟编剧聊时，恰好谈到40个安徽阿姨过年时在一起拼车返乡的一则新闻。这给了他们极大启发。“这部电影的编剧是5个人，第一稿是一个台湾编剧所写。”邓勇星说，后来他们又重新将它肢解、修改，5个人经过了多次的聚会，反复商讨、删改，最终成型。这便是《到阜阳六百里》。
“我母亲在世时我告诉她要拍一部电影给她看，最终我拍成功了，完成了对她的承诺，也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邓勇星告诉记者，正是由于这样的承诺，给予了他极其强烈的拍摄决心，乃至当时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时就决定开拍。
从创作到拍摄，邓勇星的团队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将大量工夫用于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先以为期一年的纪录片拍摄为开端，记录一小群围在我们身旁，生活在上海底层的安徽阜阳人。”邓勇星坦言，一开始，这些阿姨们都不太愿意配合，邓勇星的团队经常去她们那里走动，久而久之彼此之间磨合出相互的信任。“后来这些阿姨就把我们当做她们的好朋友了，很期待我们过去。甚至有一次，弄堂里一位阿姨跟别人打架，还请我们一起过去帮忙解决，最后一直闹到了调解委员会……我们非常深入她们的生活了。”邓勇星很是兴奋。
一年的纪录片拍摄，也为这些阿姨锻炼出了很好的状态，能够在镜头前自由地呈现最真实的自我。因而在后期正式拍摄过程中非常顺利，仅仅20天左右就全部完成，其表现也丝毫不逊色于专业演员。“因为这些阿姨在电影里面所要呈现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自己。”邓勇星说。
张猛：剧组最穷时只有47元
电影《钢的琴》是张猛继《耳朵大有福》之后所创作的第二部故事片。与上一部相同的是，《钢的琴》故事背景，依然没有离开张猛最熟悉的那片土地。
1999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张猛，回到了东北老家。在父亲张惠中曾经工作过的铁岭评剧团里，张猛发现了一架破旧不堪的钢琴。父亲告诉他，上世纪70年代，剧团为了让大家演样板戏，但又买不起钢琴，就做了集体动员，大家一起动手自造了一架钢琴。这台钢琴启发了一直就想拍一部反映老工业区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的影片的张猛。“我的很多同学的父母都是老厂的工人。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老工业区开始变革，他们的家庭多少都有诸如父母下岗、离婚、去南方打工之类的曲折经历。”在《钢的琴》中，那些下岗的工人又回到了工厂里，热火朝天地造起了钢琴，时光仿佛又回到了昔日老工业区的辉煌年代。“这是我的理想主义，我很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阶层曾经辉煌过，他们在群体的劳动中重温当年的荣誉感。”
而拍摄前后棘手的资金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张猛。《钢的琴》的启动资金只有7万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又获得25万元创投基金的支持。为了筹资，张猛使出浑身解数，他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拿到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对我来说，拍《钢的琴》最难的事情就是找钱。后来，拍摄、制作的钱是有了，但我们没有生活费。剧组最穷的时候，只剩下47元了。”令张猛感到欣慰的是，当主演秦海璐得知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后，把自己的片酬投入了电影制作中，成了《钢的琴》的出品人。
“发现了一部作品后，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去把它拍出来，而不是总等着钱的到来。”张猛认为，新晋导演最缺乏的不是经验与机会，而是勇气。“现今的创作环境对于新人导演来说，还是相对宽容的，我们需要能够发掘自己独特的视角，并在市场大潮中坚持住创作的初衷。”
张经纬：就从我的音乐起步
“新晋导演最大的优势是，没有太多商业干扰，能够很随心地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拍摄。”《音乐人生》的导演张经纬说。
个性倔强、桀骜不驯、始终怀揣梦想……纪录片中的黄家正，是他自己，也是张经纬的侧面写照。张经纬从小学习大提琴，直到26岁时开始涉足影视领域。对于音乐有着独特复杂情感的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与之相关的题材作为自己的开山之作。
2002年，张经纬与他的太太一起去看“香港学校音乐节”。这个校际音乐赛事耗时几个月，吸引了香港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里的众多学生。张经纬惊讶于这些学生的音乐水平竟然如此之高。他注意到了其中的13位参赛者，很想看个究竟，便选择了三人进行密集跟拍，其中就有黄家正。
当时的张经纬并没有太大的冲动来做成一部作品，但是拍摄过程中，黄家正11岁时在后台讲的一番话始终横亘在他的心里。2007年完成《歌舞升平》之后，张经纬又到黄家正家里访问了他，发现尽管遭遇了父母离婚、搬家等一系列变故，长大了的他思考的问题和对人生的执着追求一点也没有变。张经纬产生了强烈的要把这部纪录片继续拍下去的愿望，并重新开始了对于他的跟踪拍摄。
2009年，张经纬凭借此片荣获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辑奖。《音乐人生》成为金马奖有史以来获奖最多的纪录片，也成为香港首部获得金马奖的纪录片。
“纪录片和剧情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很难有事先的规划和蓝图，一切都是即兴的。这对导演来讲，却更加过瘾，仿佛每一分钟都在创作。”张经纬表示，社会给新人导演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多，需要珍惜每一次拍片机会，尤其是最初拍摄的一两部片子，得选择自己最想拍、最感兴趣的东西去做，才能做好。他告诉记者，《音乐人生》的成功，给他后来的工作也带来了不少帮助，“香港艺术发展局给我资助拍摄的《一国双城》也即将全部完成，很多时候机会与认可是相辅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