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城里人往上数三代，都可能是农民。不过，我听过的为农民做的最有力辩护来自艺术家蔡国强，他说：“80年代末我出国时，中国人在外国人看来都不是城里人，都是农民。”
那次去他由清末四合院改建的工作室拜访，他正吃着早餐，一碗白粥、一碟酱菜。此前，他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小组成员及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他在办公室供了尊岭南观音。
蔡国强的精神气质是农民式的，其精神资源大量来自故乡。说蔡国强像农民或者干脆就是个农民，并非对他的污名化。
古城泉州是蔡国强的出生地，他“文革”期间因入选市宣传队而避开了上山下乡，但是，家住环城河边，母亲常在河边浣洗衣服，河对面就是农村。少年习武的蔡国强每天早上沿着环城河跑步，对岸的农村风物尽收眼底。逢年过节，乡下的穷亲戚会送来很多土特产。这些，让“国际蔡”在与农民交往时并无隔膜。
2001年上海APEC大型景观焰火表演及北京奥运会夜空的“大脚印”，让蔡国强的火药及爆破创作更是家喻户晓，这“乱搞的艺术”其实部分源于“福建乡下很喜欢放鞭炮的”那种少年记忆。
1986年他东渡日本，1995年转战纽约并在东村设立工作室，拿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大奖，与徐冰、谷文达、黄永砯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海外四大金刚”。可以说，蔡国强足够洋气了。
但是，在美国住了十多年的他能说的英文也就那么几句。助手去上卫生间时，如果恰好有外国人来访，他就会非常紧张，只能敷衍几句或拖到助手回来。初到日本时，蔡国强去语言学校很快学会了日语。到美国后，也报了英语课，但借助英日字典的学习非常吃力。一次，与太太在一家低档餐厅用餐，一名黑人说了声 “Excuse me”，便顺走了他放在椅背上的书包。报警时，解释了大半天，警察才明白事情原委。循着指点去路边垃圾桶找书包，却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此后，蔡国强放弃了英语学习，也因此减少了不少社交活动。业余，他订阅日文版《国家地理杂志》、《新闻周刊》及中文版《亚洲周刊》，常看晚十点的中文电视新闻。《纽约时报》也是他长期订阅的，常在周末拿出一大叠来集中阅读，当然是以看新闻照片、报纸版式为主，语言局限逼着他“从视觉上寻找作品意涵”。
祖母和毛泽东是对蔡国强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的风水观、对火药的创造性借用，都与祖母的影响很有关系。当年初到东京，主动送到各画廊的画作乏人问津，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鼓励了他，让他转从磐城那样的海边小村镇办起展览。为了吸引普通民众参与，他把海报贴在磐城的餐厅和咖啡馆，“十美金就可以买一米来炸”。
十余年来，“威尼斯收租院”（1999）和“农民达芬奇”（2010）成为蔡国强的两大代表性农民题材创作：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他邀请1965年 版《收租院》作者之一龙绪理，由其带领几位年轻雕塑家及当地雕塑系学生，现场展示《收租院》的雕塑过程。这一备受争议的装置荣获金狮奖后，在世界各地持续巡展。
蔡国强是最能理解中国农民、最愿为之代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去年3月，他在中国寻访了9位农民发明家，收购了他们的飞碟、飞机和潜水艇，将其搬进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开幕首展上。
针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博会主题，他喊出了“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不在飞起来”和“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三个口号——这可是很国际化很形而上的“农民”才能折腾出来的哦。
回忆那场开幕式，“农民”蔡国强的坦诚让我为之动容：“我不会刻意地穿很朴实的衣服，我也会穿Prada（编者注：著名国际奢侈品牌），会穿名牌，我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张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