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不要过，不要过”
2011年3月底，舞剧《金瓶梅》在香港艺术节演出4场。首演完毕，全体创作者接连谢幕6次，掌声如潮。
回到内地，国内演出商的积极反应又给了主创者一个惊喜。4月起，演出商们蜂拥而至，有人甚至提出以数千万的价格买断未来三年的演出权。
“原先没想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商业的事情来做。”韩江回忆，“但剧目能见观众，当然很开心”。
他们很快签了一个中国大陆演出的总代理，因为主创方知道“自己在国内没有运作市场的能力”。“内地的市场操作完全不一样。国外港台只看作品，而这里要有酒会、给媒体塞红包。拿剧场还得靠关系、靠喝酒喝出来的交情，”韩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操心的事情更多、更难。”
没过多久，演出档期被一抢而空的势头显示出了《金瓶梅》题材强大的吸引力和该剧美好的市场前景。9月底在成都、重庆、武汉和南昌进行第一轮11场的巡演很快排定；11月，从北京、西安到广东，为期40天的第二轮演出日程也全部谈妥。
这意味着，仅今年年内《金瓶梅》就能在国内演到40场；而明年3月的第三个档期开始后，一年内总共将有100场国内演出——仅珠海一个城市就排了10场。
一个“涉性”题材的舞剧，如此凶猛的商演势头，即使再不懂人情世故，主创们也能嗅到一丝暧昧的不安气息。
在与演出商谈判期间，每天都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过热”的状况让韩江开始给自己做一些“大事有可能不妙”的心理准备。他告诉对《金瓶梅》感兴趣的一切演出商：“出了问题不负责，被停了我们可不管。”有的演出商觉得没问题，但韩江坚持把免责条款写进合同。
“我们一直在提醒演出方，(宣传)不要过、不要过。”韩江说。但演出商逐渐发现自己也控制不了公众对这个作品的窥视欲。原本一直冷僻的“当代芭蕾”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很多媒体都自己找上门来。
随后，局势渐渐失控。即使主创方发出真实意愿的宣传稿，很多媒体却一意孤行地冠以“性道具”或“春宫图”等标题。火辣的标题对票房贡献不小，首轮演出门票很早售罄。但这样过于火爆的宣传攻势终于显现出负面影响。
9月初，上海媒体首先曝出上海几家剧场拒绝(后来演变成“禁演”)舞剧《金瓶梅》的消息。多家网站转载一篇来自东方网的评论文章，“该剧是纸上文章化作了‘活春宫’”；“(《金瓶梅》)要把赤裸裸的性欲变成‘人性’，其效应亦是搅乱羞耻感。”
“其实上海的剧场没有说停演，只是说等等，看看其他地方演出的反应再接，这很正常。”《金瓶梅》编导王媛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只是被某些记者歪曲、夸张了。”
另一个更为致命的打击来自一篇刊登于9月16日《中国艺术报》、署名为“夏末”的评论。文章毫不客气地指出，“先锋是挑战自身，而不是挑战禁忌、挑战健康的社会道德氛围、挑战受众的接受能力和理解水平。《金瓶梅》借舞剧创演缺乏审查、大陆市场尚无分级等制度缺陷，堂而皇之地剑走偏锋求关注、求市场，未免成先锋的陌路与末路。”
多家网站随后以“《金瓶梅》不宜改为舞剧 谁能看交媾不脸红”为标题对此文加以转载。第二天，主创人员被要求对《金瓶梅》改名，并对剧中部分舞蹈动作和道具进行改动。
在将其更名为《莲》、并承诺对内容作出改动后，《金瓶梅》仍然在9月20日被彻底叫停，无缘内地舞台。所有前期到位、准备参加成都首演的演职人员只能撤回北京。在此之前，这部剧的编剧、号称收藏众多版本《金瓶梅》的作家柏邦妮还欣喜地对外传达着排练和等待演出的消息。
“可以这样讲，媒体把这个事给弄坏了，”王媛媛说，“很多媒体不知道自己报道产生的结果和伤害是什么。”
停演三个月后，她觉得自己对停演一事已经谈不上无奈，只是觉得很可惜。“也可以说，对于《金瓶梅》，内地的‘市场’没有准备好，”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场包括很多方面，不止是观众，还包括媒体和各方面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