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中国未来的外国人
——从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谈起
朱小棣
编者按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特里尔先生对中国的亲善情感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独特视角使他的著作曾在中国风靡一时。本文作者是著名华裔旅美作家，他认为特里尔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具有“预见性”，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后会得出自己的判断。这里我们谨提供特里尔的一句充满自信的话，是针对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他说：“我并不相信他能比我们其他人更清楚地球的未来。”
畅销书《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先生的又一力作《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次引人入胜。那些曾经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读者，会同时由于倍感亲切的熟悉和闻所未闻的陌生，在阅读此书时爱不释手、欲罢不能。而那些70后、80后、90后的青年读者们，则定会庆幸自己没有错过阅读这样一本活生生讲述亲历世界巨大变化和高层国际政治舞台的回忆录。
“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罗斯曾对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认识真实的中国”，但“任何时候，想完全了解中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坚忍不拔和自知之明，特里尔先生在40年前就开始观察中国和预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
跋涉万里终至中国
出生于澳大利亚乡村的罗斯，其中国情结可能源自于童年时代。“那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并不知道我的初恋女友居然是半个中国人。”早在墨尔本大学念本科时，他就“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他认为，“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苏联，但这样做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共存是我们所追求的。”早在1960年，“当老师们赞赏印度的民主道路时，我却想知道中国高度集中的道路会不会更加有效。这就是我对研究中国产生兴趣的起因。于是我的研究从印度转向了中国。”这难道不足以堪称具有先见之明吗？
1964年夏天，罗斯在华沙拿到了进入中国的签证。去中国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我参观了少年宫。那里看起来像是在搞列宁的照片展。我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这里到处都是列宁的相片。其实领袖并非如此产生，真正的列宁可不是出自少先队。’”年轻时的罗斯，已经具备了深刻的洞察力。
在北京，由于“汽车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吓得小孩子们飞速散开”，他在日记中写道：“导游告诉我，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如果北京汽车数量有墨尔本1/10的话，汽车的鸣叫声可以在一天之内使人们都变成聋子”——这也算是对后来北京汽车噪音的一种预感。罗斯还观察到，“饭店餐厅的工作人员把面包当做满足西方人的‘魔棒’。这些开朗的年轻人深信欧洲人每餐绝对少不了几片结结实实的干面包。一种文化对待其他文化需要进行鸽子笼式的归类。在中国人看来面包是我们文明的核心(就像在我们看来，米饭是东方文明的本质)。如果我点菜时没有点面包，服务员就会看着我，好像在说：‘你难道没有忘记点什么吗？’掠过一阵会心的微笑后，她就在菜单上用汉字记下‘面包’。”这就是罗斯善于观察和体现出来的细腻文笔。
更有预见性的是，罗斯在1964年访华后的报道中，竟以这样的文字来结束自己的文章：“环视全球，从新加坡到旧金山，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型的华人社会。但是只有在中国，你才能领略到这个大国大而可畏的文明，体验到她古朴而优美的环境。只有在中国，你才懂得中国作为一个种族和民族，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日益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识形态冲突和纷争四起的时代很久之前，中国就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她将再度崛起。”他当时的预言今天终于成为现实。
戏剧性地与中国结缘
人生的戏剧性是自己无法掌握的。由于1964年曾访问过“红色中国”，罗斯虽然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读博士学位，却拿不到进入美国的签证许可，直到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出面干涉。
来到哈佛的头一天下午，罗斯急需找到住处，在布告栏上看见一则文告，文森先生有一间房出租。就这样，罗斯成为文森先生的房客，一位大名鼎鼎的麦卡锡主义的受害人，他的中文名字叫范宣德，是1928年开始被派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一位在“美国失去中国”之后遭到清洗的“老中国通”。作为房客的间接成果之一是，罗斯在畅销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范宣德先生生涯的文章，在“政治圈内产生了轰动效应”。
在哈佛，罗斯成了费正清和基辛格两人的学生。虽然那时中国正在闹“文革”，但罗斯已经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写道：“我们再也不能拿老眼光来看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目标而已。”“现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客观对象，她和西方同处在一片广阔的大海之中。”早在那时，罗斯已经在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很相似，它使落后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看出了问题，“当共产主义的全部目标在于将过去少数人占有财富变为全体人民拥有财富时，他们怎么克服平庸化呢？现代中国将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一显而易见的规律。”
上世纪70年代初，用罗斯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有三件事促使我成为公众人物”。一是在他的帮助下，澳大利亚在野党领袖惠特拉姆完成了北京之行，随着惠特拉姆的上台，中澳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是，得益于此，罗斯受《大西洋月刊》之托，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和畅销书《八亿人》。这些材料很快受到白宫的重视，在基辛格的精心策划下，尼克松成功访华。访问期间，罗斯每天早晚两次坐在纽约CBS电视演播厅里担任评论员，向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解释总统访华的画面。罗斯的《八亿人》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日语、挪威语和德语，甚至中国大陆也内部发行了中文本，书名叫《八亿人——来自中国的报道》，译者是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该书出版后在世界各地好评如潮，被誉为足以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齐名。
《八亿人》脱胎于罗斯本人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两篇长文，罗斯和《大西洋月刊》因此获得了美国国家杂志奖。颁奖仪式后，由《未来的冲击》一书的作者托夫勒讲话。大概也正是由于自己一贯的“正确”，罗斯才有自信后来在《我与中国》一书中针对托夫勒的讲话说：“但我并不相信他能比我们其他人更清楚地球的未来。”至于罗斯本人后来如何精确地预见中国的未来，例如中美两国究竟在哪一年建交，甚至在毛泽东逝世两年之前他就写信给哈佛社会学系的丹尼尔·贝尔教授“展望了毛泽东逝世四年后中国的发展趋势”，还是请读者们自己去阅读《我与中国》，并亲自体验读这本书的快乐吧。
片段阅读
■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当时有新华社通讯。这个通讯社宣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钢产量跃居前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
■在美国政治领域中，中国问题总是很敏感，我的哈佛之路差点因此而中断。由于我1964年曾访问过“红色中国”，因此，要获得去美国的许可是很困难的。
■晚餐时，一位1949年就离开中国经商的美籍华人对我说：“嗯，中国终于开始发展了，共产党过去没有把握机会。1949年后，他们以为有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他们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一些民众支持共产党只是源于对蒋介石的憎恨，而不是完全亲共。但现在，天啊，中国真的正在迎头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