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捷/整理
白岩松在十几年前采访过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贝聿铭的一句话让他终生难忘。贝聿铭说：“好在北京的规划很好，以后拆起来会很方便。”
乘车要坐高铁，理财要一夜暴富，学习要上速成班，学术研究也都要一年之内出成果，在中国，似乎一切都要快才行。被快节奏生活远远抛在后面的是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中国人开始变得焦虑。
焦虑是进步当中的痛苦
主持人：龙先生，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处于焦虑状态？
龙永图：我觉得不要一味地把焦虑看成坏的心态，焦虑有时候是一种危机感，是一种对未来的追求。一个人完全没有焦虑，他就没有追求。年轻人有焦虑是可以理解的。
白岩松：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讨论，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进步当中的痛苦。现在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低水平的平静被打破了，而高水平的那种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快”———焦虑背后的快———的背后是过去我们太慢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也在焦虑着非常低水平的慢。后来我去日本才了解到这个细节：当时邓小平坐新干线，日本人蹲在那儿给他介绍新干线的速度，邓小平完全没有接话。然后他突然说：“我们太慢了，我们不能，走都不行，我们要跑。”
龙永图：邓小平后来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改革，是从打破那种低水平的慢开始的。一定要记住，这是进步中的问题。
思想的冒进是真正病因
主持人：网上热传一组图片，百年前建造的大桥到现在仍完好如初，被人们称为“桥坚强”。对比现在刚刚建成就出问题的“桥脆脆”，“桥坚强”给我们很多安全感。请问两位，是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让我们变得焦虑？
龙永图：现在我们太快，是因为过去我们太慢。在纠正太慢问题时，我们又出现了一些反面的东西。为了“快”就开始粗制滥造，就开始不讲质量，就开始违背客观的规律，于是建造的桥不安全，生产出来的食品也不安全。这导致大家对一切都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让我们焦虑，这是值得反思的。我们要反思，是不是太快了，是不是太迫不及待了，是不是在快的过程中违背了客观的规律。如果我们的快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种“快”再快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的快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那么这种“快”就会出问题。
白岩松：有一些事情不是越快越好。比如出现一个事故之后我们就急着追问原因，想知道原因的冲动和愿望是正常的，但是为了这种愿望和冲动而快速地给出原因就有可能是糟糕的。
龙永图：德国也出现过高铁灾难，他们的调查结果在两年之后才出来。过去几次大的空难，有的调查仍然在进行，有的刚刚公布结果。这样的调查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白岩松：中国为什么一切都急着处理，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去穷怕了，慢怕了，然后就想快点富、快点走，一切都想快。我们都追求性价比，每个人都想付出最小的代价捞取最大的回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快”成了一个不好的词汇。
希望中国人都成为“富二代”
主持人：焦虑来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那应该如何缓解我们的焦虑？
白岩松：我们的不幸福不源于自己的不足，而源于别人的更好，这叫做比较性焦虑。我们应该明白，人生加减乘除之后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要重建一种信仰，要有敬畏。这样，心态就会平和一点，我总觉得平静才会幸福。
龙永图：不能把焦虑完全看成是个人心理因素，客观环境也很重要。为什么社会要发展？就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物质环境，让大家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发展可以减少焦虑的外部因素。
白岩松：要解决我们的焦虑，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化的，这就是中庸之道。旧的低水平的平静谁都不愿意回去了，我们要的是高水平的平衡。怎么样去建立一种良好的环境，我个人认为有三个词：公平、民主和希望(信仰)。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它就会有愤怒和焦虑。归纳起来，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成为“富二代”的时候，财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中国人都成为富二代的时候，生活就会静下来。第二个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要让民众进来———你参与其中，最后你才会增加更大的信任感，现在的不信任是因为民主不够。最后一个是信仰和希望，人一定是活在信仰和希望中的，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会不那么焦虑。
(内容来源：贵州卫视《论道》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