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控”们早晨起来刷微博时，常会看到朋友们转发一些名人名言，借以道“早安”，比如尼采所写的“许多真理都是以笑话的形式讲出来的”等，也不乏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诗词。当大家陶醉在转载这些颇具文学气质的词句时，可曾发现，我们所做的只是二手工作——“转发”，而一手的创作却越来越少，更不要说是提笔作古诗了。
“80后”秦瞻在朋友中颇为“另类”，因为他是古体诗爱好者，常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诗，不是新诗，而是些讲究平声、仄声的古体诗。写作已近十年，起初他还将自己的诗作写在信中寄给友人。他很享受自己写下“独倚西楼，到黄昏，雪霰融消。忆游衢瞻灯，分曹射虎，今竟无聊。焰火碎燃夤夜，空馀响，璀璨心焦。叹冷月高远，寂寞一地白袍”等词句的感受，可如今，他也常常慨叹没有能在诗词上交流的知己好友：“浮躁之风盛行，每个人都看似很忙，写诗是会让人慢下来，但现在人人都在往前赶，没人想慢下来，也不常会好好体悟一下什么了。”
古体诗创作者似乎渐成小众，它果真要“失传”了吗？
近日，不少诗词创作者齐聚首届中国古体诗词创作学术论坛，为古体诗的发展建言献策。这些热爱诗词创作的诗人词人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无不是：古体诗未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古体诗创作确实一度呈现颓势。已88岁高龄的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屠岸提及那段历史，这样说道：“现在白话文一统天下，是‘五四’运动一手造成的。‘五四’以后，新诗呈现压倒的形势，一时间，古体诗销声匿迹。但是，如鲁迅、老舍、郭沫若等作家，无不爱写古体诗，或暗中执笔，或公开发表，他们写作的劲头很足。”
在屠岸看来，“文言文只是死了半壁江山，它还在诗歌领域存活着，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古体诗确实未亡，目前，全国各地民间的大小古体诗词社团近2000个，仅中华诗词学会全国总会会员就已达1.8万人，加上各省市县的分学会和诗社，会员数已破200万。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有关古体诗词的刊物约有1000种，而诗词集每年出版近千部，与长篇小说年出版1300多部这一数字不相上下。这些数据很让不少诗词人宽心。各项“指标”似乎都在预示着，古体诗非但未亡，反倒盛行。其实不然。
在不少年轻人眼中，古体诗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古董”，大家对它的熟知程度仅停留在语文课本中，更多人则表示，古诗并不好读，更难产生通感。
诗人王久辛这样评价当前的古体诗状况：“古体诗的创作和数量已进入大繁荣，却未能进入大发展。难言其硕果累枝，甚至可以说古体诗的枝头还没见有新长出来的花骨朵。”
“我们如今看的仍是古人的诗词，新的作品虽有，却没法和从前的比。”秦瞻想不起当今有什么了不得的古体诗创作者，他最近在读的是晚清文学家王闿运的词作。在他看来，现在许多诗人的作品，情感并不真挚，看起来很随意，不经推敲。
对此，诗人雷抒雁有番自己的见解：“古人作诗常三年两句，吟泪长流，推敲极费事。有人说古体诗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而现在常看到的是‘镣铐’，‘舞姿’很少。大家只套用古体诗的格式，写些口水诗，实在太随意。”雷抒雁提醒诗人：“古体诗的生命不在其形式，而在其情感。”
提起诗作中的情感，王久辛颇为感慨：“诗人聂绀弩的诗词，之所以令人仰慕，在我看来，是他遭遇无数挫折的丰富经历使然。他是‘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闭中西’，他把痛苦的遭际放入生命的体验中。而现在的创作者连作诗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实’和‘信’都做不到，还何谈感天动地？”
王久辛不客气地说：“如今诗词俗恶拜权之风横行，俯拾皆是，以当下的诗风、文风，我以为是不可能出现‘大气象’诗歌，更不可能出现‘大作为’的诗人。”
除了情感外，当下诗人的创作中还缺了一味料，即文化积累与沟通。不难发现，如今还坚持创作古体诗的多是两鬓已白的老人，写新诗的主力则是些年轻人。
“之所以缺少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文化积累得不够。”原《诗刊》主编叶延滨指出：“新诗创作者应该多读写所谓‘老古董’的古体诗，学习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当然，仍有人认为古体诗终究要被新诗取代，叶延滨对此很乐观，“在中国，艺术的各领域，许多形式都是并行的。有戏曲，也有歌剧。有中国画，也有西洋画。至于古体诗和新诗，虽同为中国的诗词形式，却互不可取代，仍可并行。”叶延滨举例说：“我们在牙牙学语时，母亲便开始讲唐诗宋词，因此，古体诗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
古体诗还能走多久仍不可知，但至少，还有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写，哪怕写出来并不被人理解，也至少有所作为。秦瞻虽已工作，却还会去附近的大学里“蹭”课，继续研究古体诗创作，他说：“我把平时的感触深藏在诗中，用诗来记录我的生活，不为有多少人能看到。因为写诗其实是个很孤独的事情。”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