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崛起青年一代
上周在台北举行的2011年“金马创投会议”上，金马奖主席、著名导演侯孝贤感叹，现在台湾电影的“任督二脉(注：中医术语)通了”，希望台湾电影人要更加努力。他的语气中透着一股自豪劲儿。
25年前，侯孝贤、杨德昌等艺术导演签署“台湾电影宣言”，表示要坚持艺术电影立场。十余年后，台湾越来越没票房，直至被台湾观众抛弃。媒体和影评人把责任推给“艺术导演”，侯孝贤不无凄怆地自嘲：“台湾电影就是我和杨德昌搞死的。”
如今，作为台湾电影人的“大家长”，侯孝贤看到了一批青年导演的崛起，看到了台湾电影的希望。魏德圣、钮承泽、林书宇、林育贤、九把刀、戴立忍，这些年轻导演的名字，像一道道闪电照亮台湾影坛，台湾电影也从濒临死亡的低谷中杀出一条血路，迎来了崭新的黎明。
22年熬出一代新人
曾几何时，台湾电影成了“艺术闷片”的代名词，令普通观众望而生畏。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导演的电影虽然屡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但却缺乏本土票房的支持。特别是1989年台湾当局开始实行“国片制作辅导金”政策之后，投资向艺术片严重倾斜，鼓励台湾电影参加国际影展并获奖，导致台湾本土商业电影纷纷转投香港。
为刺激台湾电影市场，台湾当局从1994年起大幅度开放进口片配额，并允许外商进入台湾组建发行院线。此时正值好莱坞在全球攻城略地，这一年，大陆也向好莱坞开放，大陆电影因此受到巨大冲击。
赵卫防说，由于台湾市场全面放开，导致好莱坞大片长驱直入，并把持了台湾院线，让本已严重滑坡的台湾电影走到崩溃边缘。2003年，台湾电影人甚至喊出“台湾电影已死”的惨烈口号。之后，世界各大影展上依然能够看到台湾老电影人苦苦支撑的身影，但在最严峻的时候，台湾影片在本土电影市场所占份额一年只有0.2%。
直至2008年《海角七号》横空出世，轰动了整个台湾，创造了5.3亿元新台币(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本土影片票房纪录。2010年《艋舺》继续跟进，获得2.5亿元新台币(约合6250万元人民币)票房，并在国际电影节上夺得多项大奖。这两部影片在台湾产生了飓风效应。今年更是集体爆发，《鸡排英雄》、《翻滚吧！阿信》、《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陆续上映，甚至打败了同档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本土市场所占份额高涨到20%。尤其是《那些年》，在香港上映之后，短短18天，取得大约4000万元人民币票房，创造了有史以来台湾电影在香港市场的纪录。
与这些影片爆发的同时，一批青年导演集体登上舞台。魏德圣、钮承泽、林书宇、林育贤、九把刀、陈正道、叶天伦、戴立忍等，开始走出侯孝贤、杨德昌等上一代导演的阴影，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语电影论坛上，著名老导演郑洞天动情地说：“今年华语电影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台湾电影。”从一度年产量不足10部，到今年过亿票房的影片就达到4部，这是台湾电影的一个“转折点”。他还感叹，从1989年实行“国片制作辅导金”政策之后，台湾电影“用22年的时间熬出新一代！该轮到新人了！”
年轻导演注重与观众交流
“随便抓住一个台湾导演，让他们讲自己的辛酸史，都能讲得很精彩。”魏德圣如是说。在《海角七号》成功前，他曾是一个倒霉、失意的青年，为了拍这部电影，他向亲戚借款，甚至把房子抵押出去。“拍第一部长片前，其实我们都在电影圈撑了很久了！”《九降风》的导演林书宇也说：“投资商看到《海角七号》的市场成功，才信任我们这批年轻导演，也给我们拍片的机会。”
他们的影片获得本土票房成功并非偶然。魏德圣、林书宇等人都属于70后或80后，他们的影片能受到台湾观众的欢迎，跟彼此相似的成长背景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教育背景、审美观和品味都差不多，都喜欢漫画、电子音乐，拍摄的都是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台湾故事。”林书宇说，这批导演与年轻观众的交流没有隔阂。
上一代导演如侯孝贤、杨德昌等人，拍电影主要表达自我的观点，极少考虑观众和票房。这批青年导演与之截然不同，更注重跟观众直接交流。“年轻导演很在乎观众，每一场放映都跑到影院和观众交流，有时一跑就是几个星期，几乎住在影院里。”影评人蒋勇介绍，面对观众的不断质问和挑战，他们被迫审视自己，拍出观众想看的东西。这些年轻导演摆脱了上一代走影展拿奖的路线，很少拍纯艺术片，更愿为观众拍摄有好看故事的电影。
“他们有意识地在电影里加入一些类型片的商业元素，增加通俗娱乐性，讲究故事的完整性。”赵卫防举例说，如《艋舺》加入黑帮片的元素，《那些年》加入青春爱情片的元素，《赛德克·巴莱》加入历史战争片的元素，让观众更喜欢看。而过去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风格过于个人化，叙事有意碎片化、散文化，拒绝商业类型，根本不顾所谓商业意识。
对于两代导演气质上的区别，林书宇认为，“上一代导演的爆发期跟自身所处的年代有关系，外部环境的限制很多，需要通过电影来反抗。我们这个年代的环境没那么多限制，不需要特别反抗什么。”换句话说，侯孝贤、杨德昌等上一代导演需要反抗政治束缚，而今时过境迁，年轻导演更需要适应的是商业大环境，电影也需要有商业元素。
蒋勇认为，其实大陆电影导演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张艺谋、陈凯歌等人因受到电影市场和好莱坞大片的冲击，转型拍摄商业片。只是台湾导演的转型经历了两代人，更加缓慢，也更加艰难。
